山风很冷,吹得我脸颊发麻,可胸口却有一种奇异的安宁,我终于允许自己不去“理解”宇宙,不必急着“证明”什么,只是单纯地,欣赏它的美丽。
凌晨两点四十分,我们从南坳出发。
头灯在黑暗里拉出一道一道晃动的白线,像银河被切碎后,零零散散落在雪坡上。风比我想象中更大,也更冷,冲锋衣外层被吹得猎猎作响,呼吸面罩里全是自己急促而沉重的喘息声。每往前迈一步,冰爪都会在硬雪和蓝冰上发出极轻却尖锐的摩擦声,像刀刃刮过玻璃。
这里已经接近八千米以上的“死亡地带”,我不可避免的处于缺氧状态。
心率快得像失控,肺部每一次扩张都像被人拿钝刀刮过,太阳穴一跳一跳地发胀,连指尖都麻得不像自己的。可奇怪的是,我的大脑却前所未有地安静。没有杂音,没有迟疑,没有恐惧。只有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念头——继续攀登。
头顶是纯黑的夜空,黑得像宇宙本身。没有城市的光污染,没有潮湿的海雾,也没有任何遮挡。那些我在地面上通过望远镜、通过探测器、通过模型和方程反复计算过的星星,此刻正悬在地球最高峰之上,以一种近乎残酷的清晰度,冷冷俯视着我们。
我忽然觉得很荒谬。
我花了半辈子研究宇宙,研究中子星、暗物质、并合残骸、引力波,研究那些遥远到几乎无法被肉眼理解的东西。可到了最后,我却还是像个最原始的人类一样,在一座山上,一步一步,用血肉之躯去接近天空。
“Artemis,状态怎么样?你还好吗?”
对讲机里传来Samuel的声音,隔着电流,低沉得有些失真。
“很好。”我喘着气,声音并不好听,却还带着一点笑意,“比你快。”
“撒谎。”他立刻拆穿我,“你刚才那一步差点踩空。”
“那是因为…夜空太美了。”
前方不远处的蔚然回过头,头灯扫了我一眼,语气一如既往地冷静,“别聊天,保留体力,注意你的血氧指数。还有四十分钟到巴尔科尼。”
“收到,林医生。”我故意拖长语调,“我很好。”
她懒得理我,只对我说,“别逞强,血氧饱和度高于85必须放弃登顶。”
“我知道,你放心吧。我们好不容易等来的假期,一定要爬上去。”
为了防止高反,我强忍着不笑,在心里默默地说,等下山后一定要告诉林蔚然,她认真正经的样子太傻,但是…很帅,很强大,让我无比心安。
我忽然感觉胸口更疼,不得不停下来,夏尔巴向导帮我一起固定绳调整上升器,帮我调整氧气瓶。气瓶的流量声很轻,像一种机械的又稳定的安慰。Samuel已经走到我身边,戴着厚重羽绒手套的手扶了一下我的肩。
“慢一点。”他说。
“我知道。”
说缓了缓,重新一步一步,像壁虎一样像上攀爬。
过去这些年,我的人生几乎一直在全速飞奔,快一点长大,快一点拿第一,快一点出国,快一点读完书,快一点拿到tenure…
可登山不是这样。
珠峰不在乎我是不是京都大学的终身教授,不在乎我发表过多少论文,拿过多少奖、算过多少模型、得过多少掌声。
在这里,所有人都必须放慢脚步,慢到只能听见自己的呼吸,慢到只能面对自己身体那一点点细微的变化。慢到我终于没有办法再用“优秀”“成功”“理性”“冷静”这些词,强迫自己加快速度。
天快亮的时候,我们翻过了希拉里台阶下方的岩脊。
东方的天际线一点点泛出灰蓝,接着是极淡的金色。整个世界从黑暗里慢慢浮出来——连绵起伏的雪峰,翻涌的云海,远处被晨光切开的地平线,还有脚下那种近乎不真实的、高到让人头晕的空旷。
我站在固定点前,手死死抓着绳子,忽然有一瞬间想哭。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真的走到了这里。
从珠海那间又热又闷的小卧室,从那个被皮带抽得浑身是伤、低血糖晕倒在体育课的司遥,从那个必须靠不停做研究,发表成果,才能换来一点点生存空间的Artemis——一步一步,走到了海拔八千八百多米的地方。
我曾经那么恨自己的过去,但现在,我忽然觉得自己很幸运。我在16岁就知道了自己想做什么,在19岁逃离,20岁遇到Iseylia,从此以往,除了学术上的瓶颈,我没有再遇到一点挫折。
曾经我以为珠穆朗玛峰只是一张图片,一个地图里的坐标,但现在,我就站在这座世界最高的山上。
在风雪、缺氧、心跳和痛苦都真实到无法回避的地方,我一步一步,走上世界之巅。
“遥遥。”“Artemis。”
蔚然和Samuel的声音从对讲机里传来,蔚然站在前方,对我竖了个大拇指,我也一样,朝她挥挥手,竖起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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