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明理同理，华夏人早已聪慧于制作并使用器皿，且随华夏文明一起，共同渗入到了每一位炎黄子孙的血脉中。
有一本《制器尚象》，似乎有点让人望而生畏，又有点使人感到枯燥，但是这本书中，所传递出来的关于器物的声音，又让人不得不俯耳一闻。
天地器物之诞生、发展与演进，无疑，乃是一自然且漫长之历程。诸如神州九鼎，三星青铜器等。
而在此过程中，弥漫着必然之纯粹与偶然之浪漫。譬如声名远扬的干将莫邪剑，倚天剑屠龙刀，诛仙戮神剑等。
自制度之变迁与文化之传承，自生活之实用至礼仪之规范，自民族之融合至对外之交流，皆使器物不断产生变化。而此变化，不知是器物在顺应人心之变迁，亦或匠人在苦心孤诣地创造。
然此皆非关键所在，关键在于，器物自无而有，自简陋而精美，自实用而象征，皆在向外界反馈着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之回响，此回响从未因人们追求道之“高尚”而遭摒弃。相反，器物自诞生之日起，便注定其将走向非凡。
器物，有别于一般物体，其与山间野石、汴京城中滚滚车轮、农夫手中开荒种地之农具皆不相同。
客观存在之物，即便处于相同空间，亦会呈现出巨大差异。能被称作器物者，必非随意可取之物，然其亦非如想象般遥不可及，其存于俗世，却又似超脱俗世。
汉墓内棺盖上之玉璧，带有铭文之汉晋铜人，唐宋儒生桌上之砚台，六朝文人手中之麈尾，于日用或祭祀之过程中，常使人感受到美之存在。
要明白，人与动物之差别，在于人能感受并创造美好事物。然唯美却为最无用之物。
现当代着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朱光潜曾在其《谈美》中言：“就物而言，于实用与科学之世界中，事物皆借与他物发生关系而获意义，至孤立绝缘时则皆无意义；然于美感世界中，其却能孤立绝缘，且能于自身现出价值”。此等器物，恰似处于无用与有用、孤立与关联之间，令人对其心生迷恋，难以割舍。
故而，此类器物得以跨越千年时光的阻碍，无论何时都能触动目击者的心灵。
而《制器尚象》中数位学者对器物名物的探究便是明证，倘若这些器物皆如铁锈般脆弱，便无研究之价值，任其自生自灭方为最佳归宿。然学者们却能从这些静态的器物中，望见热闹非凡之景。
他们能透过器物本身，洞察礼仪制度，领略文字之美感，洞悉道德、秩序与情色，乃至窥见一个时代之缩影。此乃所谓形而下者所散发出的气息，此气息背后绝非仅有一种答案，亦非我们臆想中之答案。
器物并非孤立存在。无论何时，总有人欲借器物以记录或表达。
与器物相伴而生的文字(甲骨文、楔形文、古埃及象形文、玛雅文)，图像(温州大罗山岩画、巫山岩画、乌卢鲁岩画、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穴壁画、浙江岩画)，形状等等，皆传递出器物所蕴含之信息。
而后世之人，通过对这些信息的阐释，恰是近距离接触器物之过程，是一个亲密无间的心灵交流空间。
器物所散发之粗犷、细腻、委婉、豪放皆在此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融入人之身心，犹如器物上之附庸，亦为器物之一部分。
即便通过对器物相关附属之考证，所得结论仅为一些墓葬、贸易、战争等方面之理性资料，亦值得为之欣喜，盖因我于器物之动与不动之间，人们窥视到了隐藏的故事。
象者，相也。器物之关键在于象，在于外在之形态。具何种之形态，自然散发出何种之气质。
正如陶安公所冶，匠人制器之时，常对“器物之象”穷追不舍，仿若信此追寻可获心灵之慰藉。
很多时候，吾等修者常将“道”与“器”分而论之，遂假定道可孤存于器，而普存于宇宙，亦假定器乃一堆无灵魂之物质聚合。如此之认识，实背离了道与器间存在之真谛。
道不离器而独存，犹如工匠精心打造器物之际，打造之过程即为悟道。
器亦不背道而独存，恰似千百年后，吾等一见精美器物，犹能感受其身上所散发之魅力。制器尚象于器物发展之进程中，对象之追寻，实是不着表相之高明处。
而“道”与“器”乃是古代哲学史上的一双重要范畴，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咱们所知晓的传统“道器”关系，无论是“道在器先”“道在器中”，还是“天下惟器”，无非是表明重道还是重器。
而器与道的关系，从古代造物的实践中来看，“以器启道”是其重要内涵，从“器”中能够体悟出器之美学追求，这其中至少包含了深层的三方面意思。
要知道，在古代器物上，能够感受到生生不息的自然之道与天地之美。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审美状况，甚至不同阶层之人们的愿望、情感与思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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