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器物上，或多或少的能够找到道的踪迹。古代造物者要“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
而天地之美，寄于生命，在于盎然生意与灿然活力，又生命之美，形于创造，在于浩然生气与酣然创意。故大匠所创之物，浸透着活泼泼的生命情调。于此自不难理解，陶安公为天道所垂青之意来。
天道乃自然之理，然“自然之道”究竟为何！？欲全面理解“自然之道”，必准确把握《老子》书中“自然”概念之确切含义。
于道家老子哲学中，“自然”之概念绝非单纯关乎自然界，更为关键者，乃与“人为”相对之自然而然之意。
圣人老子之思想，可视为古代之自然主义，然对《老子》中“自然”之理解，又不可等同于西方现代哲学中之“自然主义”。
老子实则以“道”之自然无为，亦即自然界之自然无为以阐释此世界。
庄子亦倡导顺应自然，其态度较老子更为激进，反对任何改变自然之行为。
庄子于自然与人为之态度甚是明晰，即极力赞赏无斧凿之痕之“自然”，反对“人为”。
庄子此思想可谓于古代器物设计之发展很是不利。然其所倡导之返璞归真思想，对古代器物中“自然”、“清新”、“素朴”趣味之养成，又起了极大促进作用。可见道法自然，自然而然。
古代哲学之自然之道，其精神要义乃尊重自然，人类之活动须遵循自然之规律法则，自然万物之丰富性为人类造物制器之源泉，自然世界之无限生机活力乃人类造物设计之不竭动力。
自古传统社会乃农业社会，人与自然之联系甚密，系亲和而非对立之关系，此对传统造物观念与实践皆产生重要影响，创古代独特之造物文化。
古代匠师将主体之生命情感与意愿融入自然界之材料中，使自然材料与人之气脉相通，造出一种自然与人和谐共生之理想器物，此器物仿若具生命。
古代造物者善择材料、用材料之特点，使器物于材料、技艺、匠心之共同作用下合于自然之道、显自然之美。
自儒家礼乐文化后，古人便把“礼教”与“乐教”融为一体，形成了所谓教化体系，其要旨就是以礼为教、以乐为教，这是古代儒家教义之根本。
古代文化，自此成为一种礼乐文化，因此古人最为典型的生活方式，便是礼乐生活。
古代之人的生活方式是以“礼”为载体，而这个载体，却是物质与精神、内容与形式的一统一体，这其中自然包括古代的各种器物存在。
因此，修者研究古代器物之真意，必须关注古人的生活方式，只有对古人的生活方式有所了解，能比较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其中，才能更容易地认识和理解，那些体现了古人生活方式的器物。所谓博古通今，便在于此。
《左传》中“器以藏礼”彰显了古代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
古代器物皆蕴含着一种礼之尺度与乐之精神，将秩序与和谐之观念全面贯穿于日常生活，并体现在日用器皿之上。
譬如古之玉器，便承载了礼器之功用。“器以藏礼”意即以“器”为象征之手段，将礼法借由礼器贯注于仪式之中。
礼器乃礼之表现载体，亦即言，礼之内涵是通过器物展现出来，诸如器皿、舟车、宫室、衣冠等。
器物亦是权力与身份之重要载体，器物之形制、色彩、纹饰等，均可成为权力与社会地位之一种表征。
古代青铜器为礼乐文化之典型代表。但请烦记，青铜礼器绝非贵族统治者之装饰品与奢侈品，更为重要者，乃国家之礼器与权力之象征，所谓国之重器便是。
古时鼎为青铜礼器之首要，其本为盛牲之器，鼎中盛放何种牺牲物品，其数量之多寡，决定了礼之级别高低。
在西周时期，存有列鼎制度，列鼎乃王公贵族于祭祀、宴飨、丧葬等礼仪活动中所使用之形制、纹饰相同，而尺寸大小依次递减，或相同之成组奇数之鼎。此即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
礼器组合以鼎簋较为常见，簋常以偶数出现，如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随着奴隶制之瓦解，用鼎制度虽有所变化，如出现“僭越”之现象，但用鼎数量之多寡，仍为判断墓主身份高低之重要标志。
而青铜器之觚，源自陶器之演变。日常所用，若需温酒而饮，则用爵，无需温热，则用觚。爵与觚，皆为高级之礼器，不可随意使用。
古人于燕礼及祭祀时，方用爵与觚。青铜觚者，长身细腰，圆底敞口之酒器也，多为圆形，亦有方形觚，然少见耳，其口大而平，饰以饕餮纹、蕉叶纹、四瓣花纹等。
然不论圆觚或方觚，其共性乃器身有棱，“觚”字本义即为棱角。至春秋末期及战国初期，铜觚之形制已不如西周时期之规整，棱角渐不明显，乃至消失，然仍名之曰觚，遂致孔子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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