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清晨，菜市场人声鼎沸，物业人员拿着水枪，准备清洗被涂鸦的台阶。
“等等！”一个提着菜篮的主妇拦住了他们，眼神坚定。
“留着吧，这儿比纪念馆暖和。”
殡仪馆内，刘长贵对着镜子整理着西装领口。
他受邀参加一场殡仪服务改革座谈会，主办方希望他能“正面宣传行业形象”，为这个略带晦气的行业正名。
他对着镜子，露出了一个嘲讽的笑容。
正名？
真正需要证明的，是那些被压抑的哭声，那些无处安放的悲伤。
他打开工具箱，从最底层取出一个用泛黄胶带缠绕的录音笔。
那是他偷偷录下的三百段家属哭诉的剪辑，每一段都撕心裂肺，每一段都饱含血泪。
会议开始前，他没有播放那些录音，而是将U盘交给门口执勤的年轻保安。
“如果你哪天也听见哭声卡在喉咙里，就听听这个。”
散会后，他没有立刻回家，而是来到殡仪馆后巷，这里有一面废弃的广告墙，布满灰尘和污渍。
他找到负责人，要来一桶白漆和一把刷子，连夜将墙面刷平。
然后，他用工整的楷体，抄满了《身后之声》的精选语录。
“我爸临走前攥着我的手说‘别欠债办我’……”
“能不能把妆化淡一点，我妈生前最不喜欢浓妆艳抹……”
“能不能让我再摸摸他，就一下，最后一下……”
清晨第一班送葬家属经过时，有人驻足念出声，声音颤抖，却不再压抑。
三天后，隔壁墓园的管理员主动联系他，语气带着敬佩。
“刘师傅，我想和你合作，建一座‘无名者碑林’，给那些没钱没势的人，也留个念想。”
维稳办的办公室里，李哲看着桌上那份被标注为“非正式参考文件”的《共情指南》，苦笑了一下。
几个月前，他还坚信稳定压倒一切，现在却开始怀疑，压抑是否真的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
某日巡查时，他路过一处拆迁户聚集区，现场一片混乱，警民对峙，双方怒吼声震天，夹杂着“你们不懂”“我们也不想闹”的辩解。
他没有像往常一样，上前调解，而是默默地蹲在路边水泥墩上，从口袋里掏出记事本，撕下一页，用签字笔快速地写下一行字：
“张美兰，63岁，独居，房子拆了，儿子在外地不知情。”
然后，他举起那张纸，面向人群高声问道：
“谁还认识张阿姨？她需要有人帮她打电话。”
空气仿佛凝固了一瞬间。
“我认识！她常给我孙子塞糖！”一个妇女立刻冲了出来，眼眶通红。
“她老伴是修桥的，九十年代落水没赔一分钱！”接着又有几人围上来，七嘴八舌地讲述着张阿姨的故事。
人群的情绪渐渐缓和下来，愤怒变成了同情，对抗变成了求助。
事后，同事问他怎么想到这招。
他望着远处一栋楼外墙隐约可见的“火角”涂鸦，那是叶雨馨留下的痕迹，轻声道：
“有时候，秩序不是压出来的，是被人喊出名字时自己站直的。”
孙秀兰那本册子已经被翻得卷边，防水袋也裂了口，里面的故事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沉重。
这天，她在K207次列车清扫到最后一节车厢，发现座位夹缝里塞着一本新册子。
封面是儿童手绘，歪歪扭扭地画着一个打针的小孩，还有堆成山的空药瓶。
题字是稚嫩的笔迹：《我妈妈的病》。
翻开册子，全是图画：
打针的小孩、空药瓶堆成山、医院走廊里蹲着哭泣的大人……
末页附言：“姐姐，你说可以写的，我就写了。”
她眼眶发热，鼻子酸涩。
当晚回家，她找出针线，把两本册子缝在一起，小心翼翼地缝合，仿佛缝合着两个破碎的灵魂。
她给这本新册子取名：《接力本》。
第二天起，她不再被动等待留言，而是主动在每趟车清洁完毕后，悄悄留下一页印好格子的纸和半截铅笔。
纸上印着一行小字：“你也有故事吗？写下来，下一个人会读。”
深秋凌晨，北方某小镇露天菜市场刚开市，摊主们架灯摆货……
深秋的北方小镇，凌晨的空气冷冽得像刀子。
露天菜市场里，摊主们哈着白气，手脚麻利地架起灯，摆开货物。
一束昏黄的灯光扫过湿漉漉的地面，石板缝隙间，一小撮灰白色粉末格外显眼，旁边歪歪斜斜地写着：“她走过这里。”
卖豆腐的老周，嗓门洪亮，平日里吆喝得震天响，此刻却像被扼住了喉咙。
他愣愣地看着那行字，粗糙的手背上青筋暴起，突然停止了叫卖，转身从破旧的三轮车底下吃力地拖出一块小黑板。
“老周，你这是做啥？” 隔壁卖菜的大妈好奇地凑过来，搓着冻得通红的手。
老周没搭理她，从工具箱里翻出一罐白漆，用刷子狠狠地刷了上去，盖住了原本的涂鸦广告。
接着，他拿起一支粗黑的记号笔，一笔一划地写下：“王建军，退伍兵，抑郁症，活过。”
大妈愣了一下，似乎明白了什么，眼神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