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医院儿科普通病房的空气，永远混杂着消毒水、儿童药水、食物气味和一种若有若无的、属于疾病的衰败气息。三张病床挤在狭小的空间里，几乎没有转身的余地。张小草躺在靠窗那张最旧的铁架床上，小小的身体陷在洗得发硬的白色被子里，显得格外瘦弱。高烧暂时退了，但脸颊依然带着病态的潮红，嘴唇干裂。她的呼吸比之前顺畅了些，却依然显得费力，胸口随着呼吸微微起伏。最让人揪心的是她的眼睛——因为之前的角膜炎和这次肺炎高烧的连番打击，眼神显得比同龄孩子迟钝许多，看东西时常需要眯起眼，带着一种茫然的、听不清世界声音的恍惚感（听力受损的初步表现）。一根细细的输液管连接着她苍白的手背，药液正一滴、一滴，缓慢地注入她虚弱的身体里。
李小花佝偻着背，坐在床沿一张吱呀作响的矮凳上。她的眼皮浮肿，眼白布满血丝，是连日缺觉和哭泣的痕迹。身上那件洗得褪色、袖口磨破的旧棉袄沾着灰尘和油渍，散发着一股混合了汗味、廉价肥皂和医院消毒水的复杂气味。她粗糙的手指正小心翼翼地、一张一张地整理着摊在膝盖上的一叠单据。那些纸片，是女儿张小草从入院抢救到现在的所有医药费凭证——长长的缴费清单、各种化验检查报告、医生开具的处方笺、药品明细、还有那张至关重要的、盖着县医院鲜红公章的住院证明。
纸张在她手中发出沙沙的轻响，每一张都承载着沉甸甸的数字。她不懂那些复杂的医学术语和检查项目，但她认得数字。那些数字加在一起，像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得她喘不过气。为了凑齐最初的住院押金和救命药费，她几乎跪遍了所有能想到的亲戚邻里，又在张二蛋不知情的情况下，硬着头皮签下了另一张高利贷借据。利息高得吓人，像一条冰冷的毒蛇，日夜缠绕着她的脖颈。报销，成了眼下唯一能抓住的、稍微减轻一点这灭顶重负的稻草。新农合，这个被村干部宣传为“农民医疗保障伞”的东西，此刻是她全部的希望。
她将单据按顺序理好，又仔仔细细核对了一遍，用一张旧报纸小心地包起来，外面再用一条洗得发白的旧毛巾裹紧，最后才小心翼翼地塞进怀里最贴身的口袋。那叠纸，仿佛是她和女儿最后的命根子。
“草儿，”李小花俯下身，声音干涩沙哑，带着极力压抑的疲惫，凑到女儿耳边，“妈…妈出去一趟，办点事，很快就回来。你乖乖躺着，别乱动，啊？看着点瓶子，快没了就叫护士阿姨。”她粗糙的手掌，带着小心翼翼的温柔，轻轻抚过女儿滚烫的额头和枯黄的发丝。
小草眨了眨有些失焦的大眼睛，似乎听清了，又似乎没有。她微微点了点头，喉咙里发出一个模糊的、带着痰音的“嗯”，小手无意识地抓住了被角。那依赖又茫然的眼神，像针一样扎在李小花的心里。
李小花狠下心，不敢再看女儿，猛地站起身。动作牵扯到连日疲惫僵硬的筋骨，腰背一阵酸痛。她深吸一口气，仿佛要吸进足够的勇气去面对接下来的一切，裹紧身上单薄的旧棉袄，低着头，快步走出了这间弥漫着病痛和绝望气息的病房。
寒风立刻像无数根冰冷的针，扎透了她单薄的衣衫。天色阴沉沉的，铅灰色的云层低低压着，透不出一丝暖意。县医院门口永远车水马龙，人声鼎沸，三轮车、摩托车、焦急的人群汇成一股浑浊的洪流。李小花挤上开往乡镇的破旧中巴车。车厢里塞满了人，混杂着汗味、家禽味和劣质烟草的气息。她缩在角落，双手紧紧护着胸前那叠宝贵的单据，身体随着颠簸的车辆摇晃，眼神空洞地望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萧瑟的田野和光秃秃的山峦。每一次颠簸，都让她心头发紧，生怕怀里的单据被挤坏或者遗失。
一路的尘土和颠簸后，中巴车终于喘着粗气停在了乡政府大院门口。李小花下了车，被冷风一吹，激灵灵打了个寒颤。乡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简称“合管办”）就在大院角落一栋老旧的三层小楼里。水泥台阶磨损得厉害，墙壁上刷着早已褪色的宣传标语：“参加新农合，看病有保障”。楼道里光线昏暗，弥漫着一股陈年纸张和灰尘的味道。
报销窗口在二楼走廊尽头。一扇小小的、刷着绿漆的木制窗口，窗玻璃被磨得有些模糊。窗下靠墙放着两条掉了漆的长木凳，此刻已经坐满了人，大多是和李小花一样从各个村里赶来报销的农民，脸上刻着相似的愁苦和焦虑。有人小声咳嗽，有人唉声叹气，空气沉闷得让人透不过气。
李小花的心沉了沉，默默地排在队伍末尾。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队伍蠕动得极其缓慢。前面时不时传来窗口里工作人员刻板的声音，和窗外报销者急切又卑微的解释声、恳求声。每一次有人垂头丧气地拿着单据离开，队伍里就会发出一阵压抑的叹息。
终于，轮到了李小花。她赶紧上前一步，踮起脚，小心翼翼地将怀里那包得里三层外三层的单据，从狭窄的窗口递了进去，声音因为紧张和期待而微微发颤：“同志…报销…娃住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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