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近代碰撞·理法新诠话融合
一、西医诊所的“骨脂之辩”
清末民初，西方医学在华设立的诊所与医院日益增多，中西医之间的碰撞与交流也愈发频繁。1915年，上海“仁济医院”的英国医生约翰·史密斯，与上海中医公会的名医丁甘仁，就补骨脂的疗效与作用机理，展开了一场着名的“医理辩论”。
当时，仁济医院接收了一位患“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约翰·史密斯用阿司匹林、止痛药治疗，效果甚微；丁甘仁则提出用补骨脂配伍杜仲、桑寄生治疗。约翰·史密斯质疑道：“你们的草药成分不明，作用机理不清，如何保证疗效与安全？”丁甘仁反驳道：“补骨脂在中医中应用千年，治愈的患者不计其数，‘实践’便是最好的证明。中医讲究‘辨证施治’，补骨脂能补肾强骨，正好应对患者‘肾阳虚衰’的病机。”
两人约定“同台治病”：约翰·史密斯继续用西医方法，丁甘仁用中医方剂。半月后，患者的疼痛仍无缓解；丁甘仁为患者服用补骨脂方剂一周后，患者疼痛减轻；一月后，能自主翻身；三月后，竟能下床行走。约翰·史密斯不得不承认补骨脂的疗效，他说：“虽然我仍不理解‘肾阳虚’的含义，但这株草药的效果，让我对中国医学刮目相看。”
这次辩论后，约翰·史密斯开始研究补骨脂，他将补骨脂样本送往英国皇家学会，请求进行化学成分分析。1918年，英国化学家首次从补骨脂中提取出一种无色晶体，命名为“补骨脂素”，初步揭示了其药效的物质基础。丁甘仁得知后，感慨道：“西医研究成分，中医讲究辨证，若能相互结合，定能让补骨脂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国货运动中的“骨脂新药”
民国时期，“国货运动”兴起，中医药界纷纷创办药厂，将传统方剂改良为现代剂型，补骨脂成为重要的原料之一。1925年，上海“中华制药厂”将传统的“青娥丸”改良为“青娥补骨脂片”，采用压片工艺，方便服用与携带，很快在市场上畅销。
当时，北平有位大学教授，因长期伏案写作，患上“腰椎间盘突出”，服用“青娥补骨脂片”三个月后，症状明显改善。他在《大公报》发表文章，称赞道：“国货新药‘青娥补骨脂片’，既保留了传统方剂的精髓，又采用了现代剂型，真是中西医结合的典范。”
除“青娥补骨脂片”外，各大药厂还推出了“补骨脂酊”“补骨脂软膏”等新药。天津“达仁堂”的“补骨脂酊”，采用酒精提取工艺，增强了药物的渗透性，用于治疗白癜风、斑秃，疗效显着。上海“雷允上”的“补骨脂软膏”，加入了凡士林作为基质，让药膏更易涂抹，深受患者喜爱。
这些“骨脂新药”的出现，不仅推动了中医药的现代化，也让补骨脂被更多人所熟知。1930年，国民政府卫生部将“补骨脂制剂”纳入《国药规范》，明确其质量标准与用法用量，补骨脂由此成为首个被纳入国家药品规范的“丝路草药”。
三、抗战时期的“战地骨脂方”
抗日战争时期，药品匮乏，补骨脂因其来源广泛、用法简单，成为战地医院的“救命药”。1938年，八路军120师的战地医生李炳仁，在晋西北根据地，用补骨脂为伤员治疗“骨折”“风湿骨痛”，挽救了无数伤员的生命。
当时，一位战士在战斗中腿部骨折，因无法及时送后方医院，李炳仁便用补骨脂配伍续断、骨碎补，制成药膏外敷，同时让战士服用炒补骨脂籽配小米粥。为了让药膏更快发挥作用，李炳仁还教战士们用柴火加热药膏，热敷患处。一周后，战士的疼痛减轻；一月后，骨折处开始愈合；三个月后，竟能重新归队。李炳仁在《战地医疗笔记》中写道：“补骨脂虽不是名贵药材，却在战地发挥了大作用，它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战地良药’。”
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民间医者也纷纷贡献补骨脂的用法。晋察冀边区的药农，自发种植补骨脂，供应给战地医院；太行山区的民间药婆，教护士们制作“补骨脂暖骨膏”，为伤员缓解疼痛。1942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还专门印发《补骨脂战地应用手册》，详细介绍补骨脂的采集、炮制、配伍与用法，手册中收录了20余例战地病案，成为当时重要的医疗资料。
补骨脂在抗战时期的应用，不仅缓解了药品匮乏的困境，也让中西医工作者更加认识到传统草药的价值。抗战胜利后，许多战地医生继续研究补骨脂，为其现代研究奠定了基础。
四、实验室里的“古今对话”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研究进入新阶段，补骨脂的现代药理研究全面展开。1958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的科研人员，首次从补骨脂中分离出“补骨脂素”与“异补骨脂素”，并通过动物实验，证实了其“促进骨形成、抑制骨吸收”的作用，为中医“补肾强骨”的理论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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