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人死得很安静。
甚至比刘乾还安静。
没有大声叫喊，没有挣扎拒绝，也没有哪怕一丝一毫想要求救的眼神。
他就像一块布，被轻轻地卷走。
没人看见，也没人阻止。
只剩下我——站在原地，拎着他遗落的饭盒，发了整整五分钟的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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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名字叫罗齐，编号S-L177。
我们第一次说话，是在半个月前的一个晚班。
我刚从监控组调下来，改为“辅助调度员”，负责审核二线数据异常记录。
那天夜里他撞了我的桌角一把，弄洒了我桌上的一杯冷茶。
“对不起。”他说。
我本想骂他两句，但看到他眼里那种似曾相识的迟钝——像小翠跳楼前，像老杨昏迷前，也像刘乾临走前那一刻——我忍住了。
“你是新调过来的？”我问。
“不是，我一直在。”他说。
“我怎么没见过你？”
他耸耸肩：“你见到我，也不会记得我。”
我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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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该死。
不是他“不配死”，而是他根本没做错什么。
按系统的标准，他是典型的“高配合低波动型”员工——每天按时上下班，从不请假，不多话，几乎所有考核项都维持在“绿色警戒区”。
直到他某天上报了一个小故障。
那是调度二组的一次清洗泵延时反应，他记录后主动报备，说可能是泵芯内部滤头老化。
没几天，他的绩效突然下滑。
系统记录显示：“自主上报项未获确认，存在异常申报风险。”
接着，他的“系统信任等级”从B降为C。
然后——他不再被分派主线任务。
直到三天后，彻底消失在岗位名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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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找到他，是在宿舍后门的小巷口。
他坐在一堆废电池箱子上，眼神涣散，手里拿着一张皱巴巴的打印纸。
是他的“绩效反馈”。
我蹲下去，把那张纸拿过来看，问：“你这事，我能查。你把报告原始记录给我看看。”
他轻轻摇了摇头。
“查出来又怎么样？”
我愣了。
“查出来我就能恢复工号吗？我就能再调回调度班？系统会说，哦，他不是异议者，他是个好人？”
他苦笑，语气很轻，却像铁锤敲在我心上。
“你记得刘乾吧？”他说。
我点头。
“你知道他为什么死？”
“不是因为他做错了。”
“是因为他曾试图‘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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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时语塞。
他继续说：“你也别太相信你现在还能调查。你觉得你活着，是因为你聪明、努力？”
“不。”他抬头看我，“是因为你还没有真正被系统‘识别失败’。”
“等哪天你也变成他们眼中的‘逻辑异物’，你会像我现在这样。”
“你会发现，没人能救你。”
“你能做的，只有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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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拿出随身笔记本，把这句话记下。
那天夜里，我在墙角看着他坐着，坐着——最后就那么滑下去，头靠在污水桶边，眼睛睁着。
像是睡着了。
可我知道他不是睡着了。
他再也不会醒了。
我跑去叫人，带他去厂医室。
厂医说：“这不是工伤。”
“他死了。”
“但不是死在岗位上。”
“也没有出血，没有明显躯体损伤。”
“而且系统记录显示，他并未申请急救。”
“所以这不是事故，也不是猝死。”
“从系统视角——他‘自然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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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场怒吼：“你管这叫‘自然离线’？！”
“你是人吗？”
厂医看着我，面无表情：“我是系统医疗接口执行员。我的职责，是依据指令处理可记录性伤害。”
“而这个人，没有发出任何伤害请求。”
“他没有呼救。”
“所以他不需要被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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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跑出去吐了一地。
整整一天，我都没法吃饭。
阿妹在中午休息时找我，把一张折起的小纸条递到我手上。
纸上只写了一句话：
“你救不了他们，但你必须记住一句话——那不是你的错。”
我咬紧牙，把那纸揉烂，塞进口袋。
我知道阿妹是想保护我，不想我越陷越深。
可我控制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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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调取罗齐过去一个月的全部绩效记录，从中找寻他“崩塌”的轨迹。
我发现：
他在做完那次事故上报后，三天内“被列为潜在怀疑者”，系统开启“延时评分观察模式”；
第七天，“系统活跃度评分下降”——因为他不再接受非任务行为测试；
第十天，他尝试找主管解释，系统记录他“反复自证”行为——评分再次下降。
第十二天，系统提示：“建议调岗至边缘班组，限制其影响半径”；
第十五天，他失联，记录为：“编号关闭，状态转入失效处理。”
整个过程没有一条实质性“错误”。
他只是说了一句真话。
然后他就成了“被系统吞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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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笔记里写下：
“这不是‘崩坏’，这是一个人被系统杀掉前的流程模板。”
“如果我们不写下来——他们就真的从没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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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刘乾站在我床头，朝我低声说：
“你还在救人？”
我点头。
他说：“他们早就不是人了。”
我说：“我记得他们。”
他说：“他们不记得自己了。”
然后他递给我一只塑料饭盒，饭盒上写着四个字：
“不是你的错。”
我惊醒时，窗外刚好落下一场雨。
我把床边那张纸重新找出来，铺平，贴在墙上。
我不想忘了这句话。
哪怕真的有一天——我也走到了终点。
我也得记得。
这不是我的错。
不是我们谁的错。
是这个系统，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我们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