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八日，农历二月廿六，惊蛰已过，春分未至。长白山草北屯的清晨，屋檐下的冰溜子滴滴答答地化着水，空气里已经能嗅到泥土苏醒的气息。合作社大会议室的炉火烧得正旺，却压不住屋里凝重的气氛。
曹大林坐在长桌顶端，面前摊开着三本厚厚的账册——一九九二年的年终总结。他翻开最后一页，用手指点着那个用红笔圈起来的数字：“四十六万八千元。比九一年增长百分之十一，看起来不错。”
他抬起头，目光扫过围坐桌边的十几个人：刘二愣子、阿雅、张大山、孟库、王经理、吴炮手，还有几个生产组的组长。每个人脸上都带着倦容——刚过去的冬天特别漫长，合作社虽然储备充足，但大伙儿心里都清楚，光靠山林，路子越走越窄了。
“但是，”曹大林话锋一转，翻开另一本册子，“支出四十三万九千元，净利润两万九千元，利润率百分之六点二。比前年还降了零点三个百分点。”
屋里响起窸窸窣窣的议论声。王经理推了推眼镜，他是管钱的，最清楚情况：“曹主任，这个数我已经算了好几遍。主要问题是成本涨了——化肥涨了百分之十五，柴油涨了百分之二十，连做猎刀用的钢都涨了。可咱们卖出去的价，涨不上去。”
“为什么涨不上去？”张大山问。
“因为竞争多了。”阿雅接过话头。这年轻人去年冬天去省城参加了农产品展销会，带回来不少信息。“现在不光咱们搞生态农业、生态狩猎，全省十几个县都在搞。山货、药材、野味，市场上不缺。咱们的货是好，可价格比别人高出一截，就不好卖。”
刘二愣子皱着眉头：“那怎么办？总不能降价吧？咱们的成本摆在那儿。”
曹大林沉默了一会儿，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地图——不是长白山的地图，是整个吉林省的地形图。他站起身，把地图铺在桌上，手指从长白山的位置，一路向北划过，停在大兴安岭南麓；又向东划过，停在松花江蜿蜒的河道上；最后向南，停在辽东湾那片蓝色的海域。
“同志们，咱们得换个思路。”曹大林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敲在人心上，“光靠长白山这一座山，养不活咱们五百多口人，更别说以后还要发展。咱们得把眼光放开——向北，有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向东，有松花江的千里沃野；向南，有辽东湾的万顷碧波。”
屋里顿时安静了。所有人都盯着那张地图，盯着曹大林手指划过的那条弧线。
吴炮手最先开口，老人抽了口烟袋，烟雾在灯光下袅袅升起：“大林，你的意思是……咱们不光打山上的猎，还要打江里的鱼，海里的货？”
“对。”曹大林点头，“咱们东北人老话说得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可咱们现在，只吃了山，没吃水。松花江里的‘三花五罗’，辽东湾的海参鲍鱼，那都是好东西。现在市场上，野味竞争激烈，可优质的江鱼海产，还缺得很。”
“可咱们不会啊！”大柱忍不住插话，“咱们是猎人，祖祖辈辈都在山上转悠。下江打鱼，下海赶海，那不是咱们的本事。”
“不会就学。”曹大林看向刘二愣子，“愣子，你还记得九零年咱们刚开始搞生态狩猎时，多少人说‘这不行那不行’？现在呢？咱们的生态狩猎，成了全省的样板。”
刘二愣子点头：“是这么个理。可学打鱼赶海，得有师傅。”
“师傅有的是。”曹大林从包里取出几封信，“这是我托人打听的。松花江边上的永吉屯，有个老渔把头叫张永江，六十八了，祖上三代都在江上讨生活。辽东湾营口那边，有个老海头叫王老大，七十二了，闭着眼都能摸清潮汐。只要咱们诚心去请，人家愿意教。”
孟库眼睛亮了：“这个主意好！咱们鄂伦春人，早年也在黑龙江上打过鱼。我爹那辈，冬天在冰窟窿里下挂子，一晚上能拉上来几百斤鱼。这些年光顾着打猎，把这手艺都忘了。”
“不只是打鱼，”阿雅补充道，“我查过资料，松花江的渔业资源很丰富，特别是大马哈鱼，每年秋天洄游，那场面壮观得很。要是能科学捕捞，既能保护资源，又能增加收入。”
会议开了整整一上午。曹大林提出的“山海联动”战略，像一块石头投进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层层涟漪。有人兴奋，有人担忧，有人怀疑，但最终，大家都意识到——不变不行了。
中午吃饭时，合作社大食堂里，这个话题还在继续。猎手们围坐在长条凳上，端着大海碗，一边扒拉高粱米饭，一边七嘴八舌地议论。
“让我下江打鱼？我这枪杆子握惯了，渔网咋使都不知道。”一个年轻猎手嘟囔。
“那你就在山上待着呗。”另一个老猎手说，“反正我是想去江上看看。听说松花江开江的时候，那大鲤鱼，一条有二三十斤！”
“海里更厉害！”有人接过话头，“我舅姥爷在营口，来信说，退潮的时候去赶海，蛤蜊、螃蟹、海螺，一捡一麻袋。要是赶上好时候，还能捞着海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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