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二十五日，清晨五点三十分，曹大林带领的北上考察组乘坐的拖拉机终于驶出了长白山区的最后一道山梁。车斗里，五个人裹着厚厚的棉大衣，随着颠簸的路面摇晃着，呼出的白气在零下十五度的空气里凝成霜花。
吴炮手坐在最靠前的位置，老人裹着一件老羊皮袄，只露出半张脸。他的眼睛透过蒙霜的眼镜片，盯着前方绵延无际的雪原，嘴里喃喃道：“五十六年了……五十六年没来过了。”
曹大林挨着老人坐，闻言问道：“吴叔，您上次来兴安岭是哪年？”
“一九三七年，”吴炮手的声音在风里有些飘忽，“我二十二岁，跟着我爹来这边换皮子。那时候还没有这条路，骑马要走半个月。在阿尔山北边，碰到了一伙鄂温克猎人……”
老人陷入了回忆。车斗后面，三个年轻人——负责记录的孙小虎、猎手赵强、后勤李明——都竖起耳朵听着。这趟北上，除了考察猎场、学习技艺，听老一辈讲故事也是重要的收获。
拖拉机在颠簸的土路上走了六个小时，中午时分停在一个叫“三道河”的林场检查站。司机老张跳下车，一边搓着冻僵的手一边说：“曹主任，得在这儿办手续了。再往北就是大兴安岭林管局的地界，得有人接。”
检查站是一栋红砖平房，烟囱冒着黑烟。一个穿着绿色棉大衣的中年人迎出来，看了介绍信，又打量了车上的人：“草北屯合作社的？来考察猎场？这个季节可够冷的。”
“冷不怕，”曹大林递过一支烟，“就是想看看兴安岭的春天。”
“兴安岭的春天，得四月底才来呢。”检查员点上烟，“现在山里雪还有一米多深，有些沟塘里的冰都没化。你们要进山，得有向导。”
“我们就是来找向导的，”曹大林说明来意，“听说阿尔山那边有鄂温克猎民点，想去找他们学习学习。”
检查员想了想：“鄂温克……你说的是敖鲁古雅那边吧？离这儿还有一百多里。不过你们运气不错，今天正好有个鄂温克老猎人在这儿——阿什库老爹，来送皮子的，在屋里喝茶呢。”
曹大林眼睛一亮。吴炮手已经颤巍巍地下了车：“阿什库？是不是那个脸上有道疤，左耳缺了一块的？”
“您认识？”
“五十六年前见过一次！”吴炮手激动了，“那时候他才十几岁，跟着他爹在山上打罕达犴（驼鹿）！”
检查站的小屋里，炉火烧得正旺。一个穿着鹿皮袍子的老人坐在火炕上，正用小刀削着一块桦木。听到门响，他抬起头——果然，左脸颊一道深深的疤痕，左耳缺了半个。
“阿什库！”吴炮手用鄂温克语喊了一声。
老猎人愣住了，眯起眼睛仔细看，然后猛地站起来：“吴……吴大哥？是你？”
两个老人紧紧抱在一起，用力拍着对方的背。五十六年，半个多世纪，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居然在这大兴安岭的检查站里重逢了。
“我就说嘛，”吴炮手老泪纵横，“我一路上就觉得，这次来能碰见熟人。”
“我也觉得这几天眼皮跳，”阿什库也红了眼眶，“原来是老哥要来了。”
原来，一九三七年秋天，年轻的吴炮手跟着父亲来兴安岭换皮货，在山里迷了路，又遇到狼群围攻。是阿什库父子救了他，还在他们的“撮罗子”（鄂温克人的传统帐篷）里住了半个月。吴炮手教阿什库汉语和汉人的狩猎技巧，阿什库教吴炮手鄂温克人的山林智慧。分别时，两人约定有机会再见面，谁知一别就是五十六年。
“老了，都老了，”阿什库拉着吴炮手坐下，“我今年七十八了，你比我大四岁，八十二了吧？”
“八十二了，”吴炮手抹抹眼睛，“可身子骨还行，还能打猎。”
“我也还行，”阿什库拍拍胸脯，“去年秋天还打到一头四百斤的罕达犴。”
曹大林几个人在旁边听着，又惊讶又感动。这简直是天赐的缘分。检查员也啧啧称奇：“我在检查站干了十年，头一回见这种巧事。”
阿什库听说曹大林他们的来意，二话不说：“去我们猎民点！我教你们！兴安岭的猎法，和你们长白山不一样。罕达犴、棕熊、紫貂、雪兔……打法都有讲究。”
当天下午，阿什库就领着曹大林一行人往深山里走。没有路，只有雪地上零星的“雪橇印”——那是鄂温克人用驯鹿拉的雪橇留下的痕迹。
“现在雪还厚，走路费劲，”阿什库说，“明天我借几头驯鹿来，咱们坐着雪橇进山。”
傍晚时分，他们来到了阿什库所在的猎民点——十几座“撮罗子”散落在一片背风的山坳里，周围用桦木杆围成简易的栅栏。夕阳下，炊烟袅袅升起，几头驯鹿在围栏里悠闲地嚼着苔藓。
见到有客人来，猎民点的男女老少都出来了。阿什库用鄂温克语向大家介绍，人们用好奇而友善的目光打量着这些来自长白山的汉人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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