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五日夜，辽东湾营口海滨刮起了开春以来的第一场大风。风从东北方向的海面吹来，裹挟着咸湿的海水气息，拍打着王老大家那扇已经用了四十年的榆木门板，发出“咣当咣当”的声响。
屋里，王老大盘腿坐在热炕头上，手里摩挲着一个拳头大的海螺壳。那海螺壳表面已经磨得光滑如玉，呈现出琥珀般的色泽，螺口处有道裂纹，用铜片仔细地修补过。
“这是我十八岁那年，在老虎礁捞到的，”老人用粗粝的手指抚摸着螺壳上的纹路，“那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出海，差点就回不来了。”
阿雅和四个年轻人围坐在炕桌旁，就着煤油灯的光，看老人手中的海螺壳在光影下泛着幽幽的光。窗外的风声呜咽，屋里炉火噼啪，这种氛围让人的心不由自主地沉静下来，准备好聆听一个漫长的故事。
“那是一九三九年，日本人还在的时候，”王老大把海螺壳放在桌上，声音低沉平缓，像是远处海潮的回响，“我十八岁，年轻气盛，觉得自己啥都行。我爹说今天风大，不能出海。我不听，非要一个人去。”
“我爹那时候四十八岁，已经是个老海把式了。他指着东北天边的黑云说：‘小子，你看那天，黑得像锅底。那是海风头，要来大风浪。’可我不信邪，我说：‘爹，我就在近海转转，不下远。’”
老人停顿了一下，端起桌上的茶碗喝了一口。茶水是海带和红枣煮的，带着特有的咸甜味。
“我就划着那条我爹用了二十年的旧船出海了。开始还好，风不大，浪也平。我就在离岸三四里的地方下网。那时候海里的鱼真多啊，一网下去，能拉上来几十斤。我越打越来劲，就忘了时辰，也忘了看天。”
“等我觉出不对劲时，天已经阴得跟晚上似的了。风起来了，浪头一个比一个高。我的小船像片树叶，在浪里上下颠簸。我想往回划，可风太大，船根本不听使唤。”
王老大的声音越来越低，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惊涛骇浪的下午。阿雅几个人屏住呼吸，连煤油灯的火苗都似乎凝固了。
“浪头打到船上，海水灌进来。我拼命往外舀水，可舀出去一瓢，进来两瓢。船往下沉，我那时候才十八岁，真怕了。我喊‘爹’，喊‘娘’，可海上只有风声浪声。”
“就在我以为必死无疑的时候，船被一个浪头打到了老虎礁旁边。老虎礁是一大片礁石，平时船都要绕着走，可那天它救了我的命。船卡在礁石缝里，暂时沉不下去了。”
老人又喝了一口茶，继续讲述：“我在礁石上趴了一夜。风大，雨急，我又冷又饿又怕。天快亮的时候，风小了些，我在礁石缝里发现了这个海螺。”
他拿起那个海螺壳：“当时它还活着，在礁石上慢慢爬。我捡起它，看着它伸出触角，看着它缩回壳里。我突然就想，连这么个小东西都能在海里活下来，我一个大活人，怎么能死？”
“太阳出来时，风停了。我用破船板做了个筏子，抱着那个海螺，一点一点划回岸。到家时，我爹我娘正站在海边哭，以为我没了。我娘看到我，直接晕了过去。”
王老大长长地吐出一口气：“从那以后，我就懂了：海能养人，也能要人命。在海上，不能逞强，不能大意。这个海螺壳，我留了一辈子，就是提醒自己：敬畏海。”
阿雅轻轻抚摸着那个温润的海螺壳，能感受到它承载的重量。这不只是一个贝壳，是一个少年与死神擦肩而过的见证，是一个老海头一生的警醒。
“王大爷，您后来还遇到过危险吗？”李强忍不住问。
“多了，”老人笑了，那笑容里有沧桑，也有坦然，“海上讨生活，哪有不遇险的？但最危险的不是风浪，是人。”
他讲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上面要求“放卫星”，把渔业产量报得越高越好。村干部逼着渔民日夜不停地出海，网眼越用越小，连鱼苗都不放过。
“那时候我三十多岁，已经是生产队的捕捞队长了。村干部给我下命令：一天要交五百斤鱼。我说：‘书记，海里的鱼不是地里的庄稼，说有就有。这么打，明年就没得打了。’”
“书记说：‘管不了那么多了，先完成今年的任务。’结果呢？我们日夜不停地打，网眼从三指宽缩到一指宽，什么鱼都打。打到后来，一网下去全是手指长的小鱼苗。”
王老大的声音里带着痛惜：“那真是造孽啊。小鱼苗捞上来干啥？喂鸡都嫌小。可不上交不行，交不够数，要挨批斗。我们队里老海把式气得直跺脚，说这是要绝了海里的种。”
“第二年，真应了老把式的话。海里几乎没鱼了。一网下去，空荡荡的。交不上鱼，队里人饿得吃海菜，吃海草。我那时候才真正明白我爹说的：海有海的规矩，人不能乱来。”
屋里安静下来，只有炉火噼啪作响。窗外的风似乎小了些，但海浪拍岸的声音依然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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