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三生把信纸放在画案上，放得很轻，像是怕把它放重了就会碎掉。铁壶里的水已经烧开了很久，蒸汽把壶盖顶得噗噗响，没有人去关。阳光又移了一个角度，从天窗的东边移到了西边，光柱里的灰尘缓慢地翻涌，像是水底被搅起来的细沙。
“这不可能。”
柯依柳说。她的声音很稳，比她预想的要稳得多。修复师的职业本能在这个时候发挥了作用——当一件东西的真伪存疑时，第一反应不是震惊，而是验证。她把扇子放回盒子里，拿起那封信，凑到天窗下最亮的那一道光里。
“信纸是桑皮纸。”她说，语气像一个在给学生上课的讲师，“纤维粗糙，帘纹不匀，是元代手工抄纸的典型特征。纸面有黄斑，是纤维素老化的自然现象，人工做旧做不出这种不均匀的分布。折痕处的纤维已经断裂，断口陈旧，没有新撕的毛边。墨是松烟墨，墨色发灰，和清代以后流行的油烟墨完全不同。笔迹——柳体楷书，结字方正，横画细竖画粗，是典型的元代书风。”
她放下信纸，看着白三生。
“从材质和书风判断，这封信的书写时间不会晚于明代中期。至少六百年。”
“所以信是真的。”白三生说。
“信是老信。但内容——”
柯依柳没有说完。内容不可能是真的。一个元代的画师不可能知道一个二十一世纪画家的名字。这是最基本的因果律，是这个世界运行的底层逻辑，如果这个逻辑可以被打破，那她二十七年建立起来的一切认知都将土崩瓦解。
可问题在于，白三生收到的那个木盒子，寄件地址是“浙江龙泉大窑村”。大窑村是龙泉窑的核心窑址所在地，至正十年柳问的父亲就是那里的窑工。而收件人写的不是白砚行，是白三生——这个名字，柳问在信中用同样的三个字写了出来。
一个人不可能在六百多年前写出一个六百年后才被创造出来的名字，除非——
“除非他真的知道。”白三生说。
他走过去把铁壶从电炉上提下来，放到一边的石板上。壶盖又噗噗响了两声，安静了。他靠在画案边上，两只手撑着桌沿，低着头，像是在看那些墨迹斑斑的毡子，又像是在看别的什么东西。
“我有一个问题。”他说。
“什么？”
“柳问在这封信里说，扇子上的女子叫柳依，是他的女儿，也是我前世的妻子。那么——”
他抬起头来，看着柯依柳，眼神里第一次出现了某种她无法命名的不安。
“柳依姓柳。她父亲姓柳，她自然也姓柳。可你姓柯。”
柯依柳愣住了。
这是一个她没想到的问题。她的理智正在忙着质疑这封信的真实性，忙着用材质分析和年代判断来筑起一道防线，根本没有余裕去思考信里的具体内容。但白三生直接跳过了“信是不是真的”这个问题，进入了一个更深的层面——如果信是真的，那么柳依和柯依柳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长得一模一样。手腕上同样的位置有一道玉镯的压痕。她能看到画里的山水意境，而他画里的僧人她能在古画里看到。她的祖父留下了“半”字盏，他的祖父留下了“壶”字墨。这一切指向同一个结论——她就是柳依。
可她姓柯。
“可能柳依嫁人了。”柯依柳说，“改姓夫姓。”
“嫁给了谁？”
柯依柳低头看了一眼信纸。柳问在信里说得很清楚——白三生是柳依“前世的妻子”。不是“前世的女婿”，是“前世的妻子”。这句话的指向很明确：柳依嫁给的人，就是白三生的前世。
“那白三生的前世是谁？”她问。
白三生没有回答。他从画案上拿起那封信，把那一行字重新读了一遍，读得很慢，像是要把每一个字都拆开来，从笔画里面找到隐藏的信息。
“‘三生：扇子上的人，就是你要找的人。她叫柳依。是我的女儿。也是你前世的妻子。’”
他读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信纸翻过来。
信的背面还有字。
刚才柯依柳只看了正面，没有翻过来。白三生翻过来之后，她看到信的背面用更细的笔画写了一行小字，墨色比正面淡了很多，像是写信的人写到这一行时笔上的墨已经快用尽了，每个字的最后一笔都淡到几乎看不出来。
“至正十年十月，余于龙泉窑作《青花瓷片图》，图中僧人即君前世之相。君前世者，无名僧也。西行求法，殁于流沙。余感其志，写其影于瓷上，以寄追思。后十一年，余将离世，作此书以付后人。若有缘者得之，当知三生因果，如环无端。柳问绝笔。”
白三生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完，然后把信纸放在画案上，慢慢蹲了下去。
他没有哭，没有发抖，没有说话。他只是蹲在那里，两只手交叠放在膝盖上，像一尊被时间磨损了的石像。天窗上的光落在他后背上，把藏青色衬衫照得发白。柯依柳看到他后颈上有一颗痣，很小的痣，在衣领边缘若隐若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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