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石山下的老小区到了晚上安静得像一座废弃的寺院。
柯依柳从网约车里钻出来，冷风从西湖方向灌过来，带着湖水的腥味和深秋桂花的残香。她拢了拢外套，抬头看了一眼温如家那栋楼——五层，灰色水刷石外墙，楼道里的灯坏了两盏，只剩下三楼拐角那一盏还亮着，昏黄的光从楼梯间的窗户漏出来，像一只疲惫的眼睛。
四楼，温如家的窗户是黑的。
柯依柳心里咯噔了一下。温如怕黑，一个独居了三十年的老人怕黑，听起来有些矛盾，但柯依柳知道原因。温如年轻时在陕西修复唐代壁画，有一次在洞窟里连续工作了十六个小时，收工时天色已暗，她走在洞窟之间的栈道上，手里的电筒突然灭了。她在完全黑暗的石窟群里站了将近两个小时，等同事发现她的时候，她已经靠着墙壁睡着了。从那天起，她怕黑。她的床头灯从来不关，客厅里永远亮着一盏落地灯，连出门倒个垃圾都要把厨房的灯开着。四楼那扇窗户如果黑着，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她不在家，要么她在家，但出了无法起身开灯的事。
柯依柳按了门禁对讲，没人接。她又按了三遍，每一次都按得比上一次长。对讲机里只有电流的嘶嘶声。她退后一步，掏出手机拨了温如的号码，一边拨一边仰头看那扇黑着的窗户。手机里响了六声，转语音信箱，她又拨了一遍。
无人接听。
楼道门恰好在这时候响了——有人从里面推门出来，是个遛狗的中年男人，牵着一只雪纳瑞。柯依柳侧身挤了进去，三步并作两步地上楼。楼梯间里弥漫着老房子特有的气味，炒菜的油烟、樟脑丸、水泥墙面受潮后散发出的淡淡霉味，以及某家阳台上飘下来的佛香。她一口气跑上四楼，站在温如家门口，弯着腰喘了两口气，然后直起身来敲门。
“师父！师父！”
没人应。她把耳朵贴在门上听。门里面很安静，没有电视声，没有收音机声，没有脚步声。温如平时喜欢开着收音机，永远锁定在文艺之声频道，哪怕不认真听，也要有个声音在屋里说话。安静的温如家不是正常的温如家。
柯依柳跪下来，从门缝底下往里看。门缝很窄，只能看到玄关的一小块地面，地上铺着磨得发亮的青灰色地砖，砖缝里塞着积了几十年的灰。玄关的灯没开，但客厅的方向似乎有光——不是灯光，是某种闪烁的、不稳定的光，像是蜡烛，又像是——
她猛地站起来，打开了门框上方的电表箱。这是老式单元楼的标配，每户的电表都装在门外的铁皮箱子里。温如家的电表转盘在动，说明家里有电器在运行。但黑灯瞎火中那个闪烁的光源让她不安。她用力拍了两下门，喊了一声“师父我进来了”，然后从背包里翻出一个发卡，掰直了，插进锁孔里。
温如家的门锁是老式的弹子锁，柯依柳小时候跟温如学过开锁——不是温如特意教的，是有一年暑假她把自己反锁在修复室里，温如就用一根回形针把锁打开了。那时候温如六十五岁，手还很稳，把回形针弯成一个特定的弧度，插进去转了转，锁就开了。她当时跟柯依柳说，修复师的手艺不止用在古画上，用在生活里也是一样。
锁咔嗒一声开了。柯依柳推门进去。
玄关很暗，她伸手摸到墙壁上的开关，按了一下，没反应。灯泡坏了，或者线路出了故障。但客厅里那个闪烁的光源还在，从走廊尽头透过来，一跳一跳的，把墙壁上的光影拉得忽长忽短。
柯依柳脱了鞋，光着脚走过走廊。脚底的地砖很凉，凉得不像室内，倒像是踩在深秋的石头路面上。她拐过走廊转角，看到了客厅的全貌。
温如坐在客厅正中间的地板上。
她背对着柯依柳，盘腿坐着，腰背挺得很直。面前摆了一排蜡烛——七盏，都是那种老式的酥油灯，铜质的灯盏，灯芯烧得正旺，火光把她的背影勾勒出一个金色的轮廓。她穿着一件暗红色的毛衣，头发披散下来，银白色的长发在烛光里泛着温暖的橘色——她平时总是把头发盘成一个紧紧的髻，柯依柳认识她这么多年，从没见过她披着头发的样子。
温如面前除了七盏酥油灯，还摊着一幅画。
柯依柳看不见画的内容，但从她站着的角度看得到画的背面——绢本，老旧泛黄，边缘有不规则的破损，背面有几个红色的印痕，是收藏章。温如的右手悬在画面上方，手里握着一支毛笔，笔尖蘸着一种柯依柳从没见过的颜料——不是墨，不是朱砂，不是任何传统国画颜料，而是一种接近于金粉的、在烛光下闪着细碎光泽的液体。
温如的左手拿着一把刀。
刀刃很薄，像是手术刀片，被烛光照得发亮。柯依柳看到那把刀的瞬间，心脏像被一只手猛地攥住了。她想喊师父，但喉咙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发不出一点声音。她往前走了一步，地板在她脚下发出轻微的吱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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