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杭州的第三天，柯依柳在修复室的门上挂了一块牌子。
“修复中，谢绝参观。”
牌子是旧的，三合板，白底红字，边角被磕掉了一小块，露出里面的木茬。这块牌子在温如手里挂了三十年，温如退休之后把它传给了柯依柳，说这块牌子比修复室里的任何一件工具都管用——工具修的是画，牌子修的是人心。人心太躁了，画就修不好。柯依柳当时觉得师父在故弄玄虚，直到她自己开始独立主持修复项目，才明白那块牌子的分量。门一关，外面的世界就切断了，电话不接，微信不看，社交媒体上的喧闹和行业内的明争暗斗都被挡在门外。修复室里只剩下她和画，还有那些几百年前的颜料在灯光下缓慢氧化的声音。
但今天，牌子挂上去之后，她并没有像往常一样立刻进入工作状态。
她站在工作台前，看着平铺在灰色防静电垫上的《青花瓷片图》，已经看了将近二十分钟。绢面上的裂纹她已经烂熟于心——最大的一条从左下角斜着往上延伸，穿过青花瓷片的外缘，在距离画面顶部三分之一处戛然而止；另外三处小裂纹分布在右下角，呈放射状，像是被什么东西从背面轻轻撞了一下；最棘手的是中央那片瓷片的釉里红部分，颜料层和绢本之间出现了空鼓，指尖按下去能感觉到绢面和颜料之间有极细微的间隙，像是一层被时间蒸发掉的水分留下的空洞。
修复方案她其实两天前就已经拟好了。先用软毛刷和低浓度清洗液去除表面浮尘和污渍，然后用日本产的可逆性浆糊加固空鼓处的颜料层，再以补绢法修复三处小裂纹，最后用专业颜料对最大那条裂纹进行全色处理。整个修复周期预计四到六周，如果一切顺利，年底之前这幅画就能恢复到可以展出的状态。
但她迟迟没有动手。
不是技术问题。她对自己的手艺有信心。九年修复生涯，她经手的元代绢本不下二十幅，每一幅都修复得稳稳当当，没有任何藏家提出过异议。她的问题不在手上，在心上。
从龙泉回来之后，她每天晚上都在做同一个梦。梦里她站在大窑村口那棵柳树下，河里有水，水很大，浑浊的河水从西边汹涌而下，拍打着岸边的石头，溅起的水花打湿了她的裙摆。她在等一个人。她不知道自己在等谁，只是知道那个人一定会来，因为她和他约好了——等水退了，他就会回来。可是水一直没有退。她等了一个晚上，又等了一个白天，水越涨越高，淹没了河床，淹没了石板路，淹没了她的脚踝、膝盖、腰。水很冷，冷得像是从雪山上直接流下来的，但她的脚像是被钉在了柳树根上，一步都挪不动。就在水快要漫到她胸口的时候，对岸出现了一个人影。灰袍，竹杖，肩上挎着一个旧包袱。他站在水边，隔着翻涌的河水看着她，嘴唇在动，但她听不到他在说什么。水声太大了，把所有的声音都吞掉了。她拼命喊回去，喊他的名字——她明明知道他的名字，但在梦里怎么喊都喊不出来，那个名字卡在喉咙口，硬邦邦的，像一块咽不下去的石头。然后她就醒了。
每一次醒来，枕头上都是湿的。
不是眼泪，是汗。深秋的杭州已经不用开空调了，但她每天半夜都会被一身冷汗浸醒，睡衣黏在后背上，头发贴在额头上，心跳快得像刚跑完一场短跑。她知道那是柳依的梦。不是她的。她和白三生从龙泉回来之后，柳依的记忆碎片开始越来越频繁地、越来越鲜明地侵入她的意识。不是以语言的形式，不是以图像的形式，而是以一种更原始的、更身体性的方式——一种情绪，一种体感，一种被扔进某个特定场景之后全身细胞同时做出的反应。
比如昨天下午她在超市买菜，走到调料区闻到一股陈醋的味道，突然就蹲在地上哭了出来。周围的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她，一个年轻妈妈拉着孩子快步走开了，超市的理货员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你没事吧”。她说没事，站起来擦了擦眼泪，把醋瓶放回货架上，推着购物车走了。她没办法跟任何人解释——那股陈醋的味道让她想起了一个细节。无名的僧袍上有一股很淡的醋味，因为他在柳家养伤的时候，柳问的母亲每天用醋给他擦伤口上的淤血。柳依每次靠近他的时候都能闻到那股味道，酸酸的，混合着他皮肤上松烟墨的苦味和秋日稻田里的稻香。那股味道她在六百多年后的超市里忽然又闻到了。不是真的闻到了，是记忆回到了她的鼻腔里。
柯依柳从工作台上收回目光，走到窗前。窗外那棵老槐树还在，叶子已经落得差不多了，光秃秃的枝丫在十一月的天空下显得很瘦。灵隐寺的钟声又响起来了，今天是初一，来上香的信众多，钟声比平时更密集一些，隔着小半个杭州城传过来，被风一搅，时远时近。她听着钟声，想起白三生在龙泉说过的话——他说他以后画画的笔触会变，因为他心里那片山水终于有了路，路的尽头是一棵柳树，树下站着一个人。回到杭州后，他在小河直街的画室里把自己关了整整两天，她去看过他一次，画室的地上摊满了新画的草稿，每张草稿都是同一个主题——桥。各种各样的桥。石桥，木桥，拱桥，平桥。桥上都有人，一个在桥这头，一个在桥那头。但这一次，桥不断了。每一座桥都是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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