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依柳在一条狭窄的巷子里迷了路。
西安碑林博物馆东侧，府学巷。她手里的导航显示目的地就在附近，但手机信号在巷子深处变得极不稳定，那个代表目的地的小蓝点在她屏幕上一跳一跳的，忽左忽右，像是在跟她玩捉迷藏。巷子两旁是青砖老墙，墙头上长着一簇一簇的枯草，被十一月的西北风吹得瑟瑟发抖。空气干燥而冷冽，和杭州那种湿润的、裹着水汽的冷完全不同——这里的冷是硬的，像是有人拿一块干冰直接按在了她的脸颊上。
她在巷子里站了一会儿，把手揣进羽绒服的口袋里，左手的指尖在口袋里碰到了那只玉镯。镯子被体温捂得温温的，触感滑润，像一枚被阳光晒过的鹅卵石。她无意识地用拇指在镯身上来回摩挲了两下，然后继续往前走。
“这边。”白三生的声音从她身后几步远的地方传来。他站在一个岔路口，手里拿着一张在碑林门口买的纸质地图，神情专注得像在看一幅古画的笔触走向。“府学巷十七号应该往右拐。你刚才走的是左。”
柯依柳折返回来，走到他身边，踮脚看了一眼他手里的地图。那是那种最老式的旅游地图，折叠处已经起了毛边，印刷的油墨有一股淡淡的煤油味。“你怎么不早说。”
“我看你走得那么笃定，以为你知道路。”
“我不知道。我只是走得快。”
白三生把地图折好收进口袋里，嘴角动了一下，那个幅度介于微笑和忍笑之间。“对，你走路的样子确实很像认识路。每一步都踩得很肯定，不看路牌，不回头看同伴。我上次看到这种走法，是在莫高窟看壁画上的飞天——方向对不对另说，姿态是一定要好看的。”
柯依柳瞪了他一眼，但眼底没有怒意，只有一丝被戳穿之后的不甘。她确实有这个毛病——迷路的时候从不减速，因为总觉得只要走得够快，路就会自己认输。
右拐之后巷子变得更窄了，窄到两个人不能并排走。白三生侧身走在前面，肩头几乎擦着两边的墙壁。青砖上长满了青苔，但因为天冷，青苔已经枯成了褐色，像一层干涸的颜料。走了大约五十米，巷子豁然开朗，眼前出现了一座旧式的门楼。门楼不大，青砖灰瓦，门楣上嵌着一块石匾，匾上刻着四个字——“府学巷十七号”。石匾下方是一扇朱红色的木门，漆面已经剥落了大半，露出下面灰白色的木头。门虚掩着，门缝里透出一线昏黄的光。
柯依柳站在门前，心跳莫名地加快了。她回头看了一眼白三生，他点了点头。
她伸手推开了门。
门轴发出一声悠长的吱呀——不是那种刺耳的、让人皱眉的金属摩擦声，而是一种温润的、像老人清了清嗓子准备讲故事的声音。门里面是一个小院子，院子不大，二三十个平方，地面铺着老青砖，砖缝里长着几丛枯黄的狗尾巴草。院子正中有一棵石榴树，树干很老了，树皮皴裂得像一张饱经风霜的脸，枝头上还挂着几个干瘪的石榴，被风吹得轻轻晃着。院子三面是屋，正对面是一间坐北朝南的厅堂，门窗都关着，只有西边厢房的一扇窗户里透出灯光。
“有人吗？”柯依柳站在院子中间喊了一声。
西厢房的门开了。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从门里探出半个身子，戴着一副老花镜，镜片厚得像啤酒瓶底。他上下打量了柯依柳一眼，又看了看她身后的白三生，然后把老花镜往鼻梁上推了推。
“找谁？”
“请问是府学巷十七号吗？”柯依柳问。
“是。”
“我们找一位姓苏的先生。苏涧清。”
老人把门完全打开，站直了身子。他个子不高，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棉袄，棉袄的肘部打了两块颜色不太一样的补丁。他的背微微佝偻着，但眼神很亮，是那种常年和文字打交道的人特有的亮——不是锐利，是沉淀之后的清澈。“我就是。你们是——”
“我叫柯依柳。这位是白三生。我们从杭州来。我的师父温如说，您是她四十年前的同事，在陕西考古队一起修复过唐代壁画。”
苏涧清的眼睛在“温如”两个字上亮了一下。他把老花镜摘下来，用棉袄的下摆擦了擦，重新戴上，然后往前走了两步，仔细看了看柯依柳的脸。“温如的徒弟？”他自言自语似的嘟囔了一句，“她都收徒弟了。也是，她都七十三了。我比她大四岁，七十七了。”他侧身让开门口，“进来坐。院子里冷。”
厢房不大，但很高，顶部没有吊顶，直接能看到老房子的木梁和椽子。房间里堆满了东西——靠墙是一排顶天立地的书架，书架上塞满了书、文件夹、考古报告和泛黄的报纸；书桌占了大半面窗户，桌上摊着一台老式台式电脑，显示器厚得像个微波炉，旁边摞着几摞手写稿纸，稿纸上压着一把放大镜和一支钢笔。房间里有一股旧书特有的气味——纸张老化后释放的木质素和油墨挥发物混在一起的味道，带一点点酸，又带一点点甜，像陈年的普洱茶在罐子里封存了太久之后打开的那一瞬间。柯依柳闻到这股味道的时候，鼻腔里涌上来的不只是嗅觉，还有记忆——温如的修复室里也是这个味道。天下的文献工作者大概都在同一个气味里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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