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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1章 战术千万条,敢打第一条

顾维钧回忆录,记录了来自底层的日本少壮派,绑架了日本外交,加之那个人的不抵抗,更加鼓励了日本少壮派扩大对华侵略。

在这件事情上,那个人的确是民族罪人!

林彪元帅后来说:“战术千万条,敢打第一条。”

当时大多国人观察,日本人侵占了我们这许多土地,一定要经过消化工作,才会影响到华中,所以大部分人都想从此可以得到一个苟安的时期,还有好多时期可以拖延。

但是日本人却贪得无厌,得寸进尺,咄咄逼人,一下子就到华中来继续滋生事端。

日本人对世界的宣传,总是说中国人先发生某项事件,迫得他们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分别地区订立条约。

譬如上海“一·二八”事件发生,日本人说是三友实业社职工埋葬了他们一个从军和尚。

这些事情,算他都是真的,也该协商解决,不至于会掀起一场大战。

而战争结果,必然是威胁中国签定一个协定,如塘沽协定、淞沪协定之类,根据这些协定,就大大地扩展他们侵略性的军事势力。

日本人对南京方面发出的威胁,当时有一种宣传众口的论调,说是:“三天可以占据南京,七天可以征服整个中国。”

这种论调,当然是宣传性质。

但是很多“恐日病”的人,认为有此可能。

日本人为什么敢说“三天可以占据南京,七天可以征服整个中国”?

除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为了殖民中国,长期进行对中国的侮辱性宣传以外,也有中日两国实力差距太大的原因。

尤其中东北沦陷太快,助长了日本人的嚣张气焰。并大大加强了日本的国力。

所以,日本确实有狂妄的理由,鼓吹三月亡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只是,日本人没有想到,军事的优势不代表可以获得战争的胜利。

一个弱国只能内部团结,万众一心,采用正确的军事战略,是很有可能获取战争胜利的。

最关键的是,想要消灭一个民族没那么容易。

着名的抗日英雄,双枪老太婆赵洪文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她的儿子赵侗组织抗日武装。老太太自己则变卖家产充作抗日经费,动员全家人参战。

赵家人多在敌后从事危险的游击战。

赵氏家族先后为国捐躯三十余人。

***

“日本人是我们最可怕的敌人,也是最可怜的邻居。”

在国人彷徨、没有信心、看不到希望的晦暗的时刻,蒋百里在汉口《大公报》上刊载了一篇长文,开篇便讲了这一句话。

蒋百里对日本人做出这样的评价,并非出于道德谴责,而是他看透了日本人在精神上的弱点。

蒋百里剖析日本人的第一刀,直指其精神的核心:

空虚。

他写道:“日本人几千年来,没有产生过自己的哲学,没有独创的宗教,连文字都是从中国借来的。”

这不是苛评,而是事实。

古代日本全面导入汉字、儒学和佛教,连律令制度都照搬唐制;近代又毫无过渡地从汉学转向洋学,“脱亚入欧”本质上不过是换了一位模仿的对象。

蒋百里将这种民族性总结为“拟态”,一种类似昆虫为生存而改变体色的本能,却始终没有长出自己的骨骼。

这种精神上的无根状态,导致日本极度在意他者的眼光,明治维新后那种狂暴的西化冲动与战时“大和魂”的疯狂膨胀,不过是同一枚自卑硬币的两个面。

蒋百里冷冰冰地断言:日本一切精神姿态的剧烈摇摆,根源就在于“没有属于自己的精神镇静剂”。

因为空虚,就国民性格而言,日本人基本都是“悲观的乐天派”。

蒋百里的原话极其精到:“日本人是一种悲观的乐天派,因为命运太不可靠,所以干脆狂欢至死。”

这是从地理深处生长出来的情绪,列岛坐落在火山地震带上,资源匮乏,死亡随时会以海啸、地震或饥荒的形式骤降,这使得“物哀”美学和武士道不怕死的训诫有了共同的心理基础。

与此同时,蒋百里又尖锐地指出,日本人的乐天不是真正的达观,而是“绝望的宣泄”,是一种不敢深想、用行动麻醉思考的精神机制。

他举了一个极精准的例子:日本人最怕“静”,静下来就会想,想多了就会发疯,本质上“不过是精神缺氧状态下的痉挛”。

一个不敢面对深渊的民族,只能用一次次暴烈的发作来逃避深渊。

在此基础上,蒋百里再进一步,将观察推进到日本人性格中最让人困惑的二元分裂:

风情与杀气的混合。

他留下了一段极为经典的评语:“一面落花如雪,一面刀光剑影;他们用最温柔的动作沏茶,却能用最残暴的手段杀人。”

茶道、花道、俳句所追求的极致宁静,与战场上虐杀俘虏、平民的极致残忍,并非两个日本的矛盾,而是同一个精神内核的两端,是严重的精神分裂。

因为内在缺乏稳固的价值坐标,情感与行为便失去了统一的节制,一端做得越纤细,另一端就越可能滑向野蛮。

把镜头拉远,日本人性格的弱点必然投射到战略层面,蒋百里在《国防论》和这篇文章中反复讲了一句被后来战史验证的经典判词:“日本有战术,无战略。”

他认为日本人极度擅长临摹和突击,甲午战争先发制人,日俄战争的偷袭旅顺口,都是这种能力的表现,但一旦进入需要宏观运筹的持久格局,立刻暴露出全局思考能力的短缺。

他剖析这种战略短视的文化基因:“日本人只知道‘时机’,不知道‘时代’。”

他们能把一个节点的得失计算到极致,却总是错判整个时代的流向。

每一步战术胜利都在为战略总崩溃积蓄势能。

这种“战术精明、战略盲动”的背后,是精神上缺乏穷根究底的哲学习惯,只能靠即时反馈生存,一旦延迟满足,整个国家机器就会陷入焦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