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儿搁在早些年，东北地面上但凡跑过大车的，多少都听过一耳朵。
说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松嫩平原上有个叫栾镇的地方——早年间叫栾城，后来撤县并乡，改成了镇。地方不大，但卡在两条省道交叉口上，南北来往拉木头、运粮食的大车都得从这儿过，所以镇东头一溜儿全是车马店。后来改革开放，车马店改叫旅社、招待所，但干的还是那营生——给过往司机和货商歇脚用的。
故事的两个主角，一个姓杨，叫杨志强，是县农技站的技术员，三十出头，戴个黑框眼镜，平时下乡教农民怎么嫁接果树、防治虫害的，是个不信邪的主儿。另一个姓刘，叫刘德民，是县粮库的会计，四十来岁，胖墩墩的，为人谨慎，出门必看黄历。这俩人本来不算熟，但那年秋天有一批扶贫化肥指标要往省里报，站长让他俩搭伴去省城送材料。杨志强骑一辆长江750边三轮，刘德民坐斗里，俩人从县城出发，跑了整整一天。路上又是修路又是绕道，等远远瞅见栾镇的路牌时，天已经擦黑了。
刘德民看了看天色，说：“杨技术员，咱找个地方歇一晚吧，这黑灯瞎火的赶夜路不踏实。”杨志强虽然年轻气盛，但跑了一天也乏了，就点头应了。
俩人在镇东头转了一圈，怪事来了——栾镇虽说不算大镇，但好歹是个交通口子，往常这个时候路边的旅社门口都停满了大车，可那天一连问了四五家，家家都说客满。有的门口明明一辆车没有，老板也摆手说住不了。杨志强心里犯嘀咕，但也不好说什么，只能继续往前找。
眼瞅着都快出镇子了，忽然看见路边杵着一栋二层小楼，门口挂了块牌子：“悦来旅社”。牌子是新刷的漆，红底白字，在暮色里显得格外扎眼。门口空荡荡的，一辆车也没有。
杨志强把边三轮停稳，进去一问，果然有空房。老板是个瘦高个儿，五十来岁，脸上没什么表情，收了钱递了两把钥匙，说了句“二楼最里头两间”，就再没话了。杨志强注意到一个细节——这旅社看着是新开的，但楼道里的灯泡有好几个不亮，墙皮也有点发潮起皮，不像是刚装修过的样子。但他实在累了，也没多想。
刘德民倒是多看了两眼。他这人有个习惯，到陌生地方先看看风水。这旅社坐北朝南，门脸儿倒没问题，但后边紧挨着一大片荒草甸子，再往后就是黑压压的防风林带。他心里“咯噔”一下——这叫“背阴靠荒”，在讲究的人看来，不是个好地方。但累了一天，他也不愿再折腾，便硬着头皮住下了。
俩人上了楼，杨志强住最里头的北屋，刘德民住隔壁。房间还算干净，一张木板床，一张旧桌子，墙上贴着一张掉了角的财神画。杨志强把装着材料的公文包压在枕头底下，洗了把脸，刚躺下就听见隔壁刘德民敲了敲墙：“杨技术员，睡了没？”
“还没呢，咋了？”
“没事，就是跟你说一声，这屋里有点阴冷。”
杨志强笑了笑：“老刘，你这人就是太迷信。这都十月份了，晚上凉不是正常的吗？”
刘德民没接话，过了一会儿又说：“那咱俩说说话吧，我心里头不太踏实。”
杨志强应了一声，俩人隔着墙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聊了大概有一盏茶的工夫，杨志强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屋里好像一下子冷了下来，不是秋天那种凉，是一种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阴寒。他下意识拉了拉被子，刚要开口跟刘德民说，就听见门外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
那声音很奇怪，不像是人走路，倒像是扫帚拖过地面的动静，沙沙的，一下一下，从楼道那头慢慢往这边过来。
杨志强扭头朝门口看去——门是关着的，但底下的门缝透着走廊里微弱的灯光。就看见那光线忽然被什么东西挡住了，一个黑影停在了门外。
紧接着，门自己开了。
杨志强想喊，却发现嘴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喉咙里发不出一点声音。他浑身僵在床上，眼睁睁看着一个高大的身影弯着腰从门框里挤了进来。等那人直起身来，杨志强才看清他的模样，心里头顿时“咯噔”一声。
这人少说有两米高，穿着一身墨绿色的长袍，脚蹬绿靴子，脸也是绿的——不是那种病态的蜡绿，而是一种沉甸甸的、像陈年铜锈一样的深绿色，满脸的络腮胡子也是绿的。他头上戴着一顶高帽子，帽尖擦着天花板上的灰条，随着他走动发出“沙沙”的摩擦声。
这绿袍大汉走到屋子中间，停下了。杨志强还没来得及反应，就看见大汉身后又走出一个人来——不对，应该说是“挪”出一个人来。
这个人矮得出奇，顶多一米出头，像个小学生似的，但脑袋大得不成比例，跟个大号足球似的扣在肩膀上。他同样绿脸红唇、绿衣绿帽，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活像庙会上踩高跷的秧歌队里那个“大头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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