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的秋天，我上小学六年级。家里的老房子在巷子深处，墙皮斑驳，院子里的石榴树长得比房檐还高，叶子密得能遮住半个窗户。
那天下午放学，我妈去地里摘棉花，我爸在镇上打零工，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趴在炕上写作业，铅笔在练习本上划拉，窗外的石榴叶被风吹得“哗哗”响，像有人在拍手。
突然，我的眼角的余光瞥见院子里有东西在动。
不是猫，也不是狗。是两个黄乎乎的玩意儿，不知道什么东西，像裹着旧麻袋，一高一矮，一前一后地在院子里走，走得特别齐，像排队。
它们没有腿，是贴着地面飘的，离地半尺高，黄颜色里透着点黑，像被水泡过的旧棉絮。
我手里的铅笔“啪嗒”掉在炕上。
那两个东西慢慢飘到堂屋门口，停了下来。高的那个往屋里探了探，像在看有没有人。阳光从它“身上”穿过去，在地上投下片淡淡的黄影子。
我吓得浑身发硬，像被冻住了，想喊，嗓子里像塞了团棉花，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眼睛死死盯着它们，连眨都不敢眨。
它们没进来，就在门口站了会儿，然后又一前一后地飘回院子，顺着石榴树的影子，慢慢飘到墙根，不见了。
直到它们彻底消失，我才“哇”地一声哭出来，连滚带爬地冲出门，往地里跑。我妈看见我光着脚，鞋跑丢了一只，脸上全是泪，吓了一跳：“咋了？家里进贼了？”
“有……有黄东西……”我拽着她的胳膊，手指抖得厉害，“两个……排队走……”
我妈把我搂在怀里，拍着我的背，脸色却慢慢白了。她没说我瞎编，只是把我抱得更紧了：“不怕，妈在呢，那是过路的，不害人。”
后来我才知道，村里老人说，那种黄乎乎的东西叫“走影”，是没托生的魂魄，在阳间游荡，一般不害人，可撞见了总不是好事。
从那以后，我总觉得院子里有人。尤其是傍晚，石榴树的影子拉得老长，我总怕从影子里再飘出两个黄东西，排队往屋里走。
2006年，我十七岁，考上了市里的卫校。学校建在郊区，旁边是片荒地，据说以前是乱葬岗。最让人发怵的是实验楼，三楼是解剖室，常年飘着福尔马林的味，学生们没事都绕着走。
我不怕尸体，解剖课上还敢上手摸，可我怕解剖室门口的走廊。
走廊很长，两边的窗户都糊着纸，光线特别暗，即使白天也要开灯。墙壁是老式的石灰墙，掉了皮，露出里面的砖，像掉了牙的嘴。
有天晚上，我替同学去解剖室拿模型，走到走廊一半时，灯突然灭了。
不是跳闸那种灭，是慢慢暗下去的，灯丝“滋滋”响了两声，彻底黑了。
福尔马林的味突然变浓了，呛得我鼻子发酸。我摸着墙想往回走，脚刚抬起来，就看见前面有个影子。
是个女生的影子，白乎乎的，透明的，能看见她后面的墙壁。她穿着件白裙子，长头发垂到腰，背对着我，一动不动地站在解剖室门口。
“谁啊？”我壮着胆子喊了一声，声音在走廊里荡开，有点发飘。
她没回头。
我心里发毛，转身想跑，可那影子突然动了。她慢慢转过身，脸对着我，可我看不清她的五官，脸也是白乎乎的，像蒙着层雾。
她朝我飘了过来，脚不沾地，白裙子的角在地上扫过，没一点声音。
福尔马林的味里，混进了点别的味，像香水，很淡，甜腻腻的。
我吓得腿一软，顺着墙壁滑坐在地上。她飘到我面前，停下了，离我只有两步远。我能感觉到一股寒气，从她“身上”渗出来，吹得我汗毛直竖。
她的头发慢慢飘起来，像水草，往我脸上拂。
“同学……帮我……”一个细细的声音钻进耳朵，像蚊子叫，又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我闭紧眼睛，浑身抖得像筛糠。过了不知多久，那股寒气突然消失了。我睁开眼，走廊里空荡荡的，灯不知什么时候又亮了，惨白的光照在地上，福尔马林的味也淡了。
解剖室的门开了条缝，里面黑沉沉的，像有双眼睛在看我。
我连滚带爬地冲出实验楼，跑到操场上，对着路灯大口喘气。操场上空荡荡的，只有风吹过篮球架的“哐当”声，像有人在拍手。
后来我问同学，解剖室以前是不是出过事。一个老校工告诉我，十年前，有个女生在解剖室自杀了，就穿着白裙子，据说是因为解剖时不小心割破了手，感染了败血症，治不好，想不开了。
“她死的时候，还攥着手术刀呢。”老校工叹了口气，“从那以后，三楼走廊的灯就老坏，晚上总有人说看见白影子。”
我再也没敢在晚上去实验楼。每次路过三楼走廊，都走得飞快，眼睛盯着脚尖，生怕再看见那个白裙子的影子。
三、胎心监护室的“重量”
2010年，我在市医院实习，轮转到妇产科。胎心监护室在走廊尽头，窗户对着医院的后花园，里面种着不少松树，看着绿油油的，却总让人觉得阴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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