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长六年冬月的平壤，天色是那种冻僵了的铅灰。风从大同江面上刮过来，卷着细碎的冰碴，扑在灰白色的石垣和焦黑的梁木上。有些街巷的废墟还没清理干净，烧了一半的房椽支棱着，像死人伸向天空的手指。
但王宫——如今该叫“平壤御殿”了——左近的官署区，却已收拾出几分体面。新糊的纸窗，新漆的木柱，往来行走的足轻和小姓们，脚步轻快，腰杆笔直。只是他们身上那些半和半朝、不伦不类的装束，以及偶尔从唇间漏出的、生硬的倭语词汇，让这片“体面”透着一股子刻意和虚浮。
有肉食者鄙，从未远谋。见人起高楼，便惴惴于楼何时塌；见人宴宾客，便窃窃于席上无自己杯箸。既无拍案而起、掀翻桌子的血勇，更缺挽袖入席、同流合污的厚颜。只是瑟缩在角落，用最恶毒的心肠揣度新贵，用最无辜的眼神望向旧主，仿佛一切的苟且，都是时势所逼，身不由己。平壤城里的两班贵人们，大抵便是如此。自那位“羽柴平壤守”入主行宫以来，他们闭门的闭门，称病的称病，偶有不得已的公务往来，也是垂着眼，抿着嘴，仿佛多看一眼那“僭越”的殿宇，多沾一口那“夷狄”的空气，便会污了累世清名。
他们自然记得，这座行宫，百年前乃是为了迎接大明册封使而建，后来成了国王北巡时的驻跸之所。宫墙的每一块砖，都该印着“事大至诚”的烙印。如今，却住进了一个剃着月代头、穿着五七桐纹羽织、冠着“羽柴”之姓的降臣。
凭虚阁李氏的李鎏，此刻便在这行宫的某间偏殿内。
窗纸透进的天光是冷的，铜盆里的炭火也是温吞吞的，驱不散骨头缝里的寒意。李鎏——或者说，羽柴赖忠——跪坐在一面从博多运来的、鎏金框的泰西玻璃镜前。镜面澄澈，纤毫毕现，映出一张年近四旬、线条硬朗、却笼罩着一层挥之不去的沉郁的面孔。
他正用一柄短而锋利的剃刀，极其缓慢、极其专注地，刮剃着头顶前部。刀刃贴着头皮，发出极细微的“沙沙”声，每一下都稳如磐石。那片青白色的头皮，在刀下逐渐扩大，光滑得异样。这不是第一次了，自他于龙岳山下大营中，在结城秀康的使者和那枚“羽柴赖忠”的铜印前，亲手斩断发髻、剃去前发那一刻起，这便成了他每日晨起必行的仪式。起初，刀刃总会不自觉地颤抖，在头皮上留下细小的血口。如今，已是行云流水。
只是眼神，依旧是死的。镜中的那双眼睛，看着自己一点点变成“月代头”的夷狄模样，没有任何波澜，只有深不见底的疲惫，和一丝竭力压抑的、近乎自虐的专注。
身后，他的妻子——出身平安道另一武班家族，如今该称“羽柴赖忠室”的女人，正跪坐着为他梳理脑后剩余的长发。她的手很稳，动作轻柔，但指尖的冰凉透过了发丝。她将长发拢起，挽成一个紧绷的、标准的倭式发髻，用深蓝色的组纽仔细束好。束到最后一圈时，她迟疑了一瞬，声音低得像耳语：
“殿下……今日，要不要稍松一些？束得太紧，久了怕是要头痛……”
李鎏——羽柴赖忠——没有立刻回答。他停下剃刀，抬眼看着镜中妻子苍白的脸，和她眼中那掩不住的惊惶与陌生。他就这样盯着她看了两息，目光锐利如刀。女人像是被烫到般，慌忙垂下眼，手上加力，将那发髻束得更加紧实，几乎要勒进皮肉里。
“好了。”羽柴赖忠终于开口，声音干涩。他放下剃刀，拿起旁边早已备好的衣物。先是丝绸的小袖，然后是印着清晰五七桐纹的墨绿色羽织——这是羽柴一门重臣方可使用的纹样。最后，他戴上乌帽子，端正姿容。
镜中人，已与数月前那位身着朝鲜武将袍服、顶戴网巾的“李鎏将军”判若两人。唯有眉宇间那刀刻般的纹路和眼底的沉郁，依稀还有旧日的影子。
妻子默默收拾着剃刀和木梳，不敢再看他。羽柴赖忠对着镜子，最后调整了一下乌帽的角度，低声，却不容置疑地吩咐：
“九郎的汉学不可废，但东瀛的经文典籍，更要紧。回头你去物色，要最好的师父，唐话（汉语）和倭语都要精熟的。你……也需学些简单的倭语应对。既冠了‘羽柴’之姓，便不可在人前，坠了这门第的颜面。”
女人肩头微微一颤，低低应了声：“是。”
羽柴赖忠不再多言，起身推开拉门。廊下冰冷空气扑面而来，他微微眯了眯眼，手习惯性地按在了腰间的刀柄上。那里左右各佩一刀，打刀长近三尺，肋差稍短，刀镡与目贯都是新换的，带有羽柴家的菊水纹。刀是好刀，据说是堺港名匠所作，是“受封”时与苗字、铜印一同赏下的。只是握在手中，总觉得比用了多年的那把朝鲜环刀要轻，要浮。
一名身着整洁小袖袴、年约十二三岁的少年悄无声息地趋步上前，在廊下伏身行礼。这是“赖陆公”指派给他的“小姓”，名义上是侍从，实为眼目，亦是他与倭人沟通的桥梁之一。少年抬起头，用清晰但口音独特的倭语低声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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