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彪站在津巴布韦东部边境一个名叫尼亚马潘达的小镇废墟上，面前是一幅让他自己都感到有些恍惚的景象。绵延不绝的降兵队伍正从南方的公路上缓缓走来，像一条灰绿色的河流倒流回了北方。津巴布韦国防军的士兵们排着松散的队列，枪口朝下，双手时不时举过头顶又放下，显然还不习惯这种投降者的角色。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一个旅级指挥官，肩膀上扛着准将的军衔标志，脸上的表情混合着屈辱和如释重负的复杂情绪。他走到丧彪面前，立正，敬了一个军礼，然后从腰间解下手枪，双手捧着递了过去。丧彪没有接。他站在一辆被炸毁的装甲车残骸旁边，双手背在身后，目光从那个准将的脸上扫过，落在后面那些低着头、不敢看他的士兵身上。他们的军装皱巴巴的，有的还沾着泥和血，鞋子磨破了，嘴唇干裂出血，眼窝深深地凹陷下去。他们从穆塔雷一路撤退到这里，两百多公里的路程，被丧彪的前锋部队追着屁股打，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没有吃过一顿热乎饭，士气已经彻底垮了。投降不是因为他们打不过了，而是因为他们不想再打了。
“武器留下，人跟我们的后勤走。”丧彪的副官接过手枪，语气平淡得像在菜市场买菜。准将点了点头，转身对他的士兵们挥了挥手。士兵们开始把步枪、机枪、迫击炮、弹药箱一堆一堆地码在公路两侧，动作机械而麻木，像是在完成一项与自己无关的任务。一个年轻的士兵摘下头盔，蹲在地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照片看了最后一眼，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人抱着一个婴儿。他把照片塞回口袋，站起来，把头盔放在武器堆的最上面，然后跟着队伍走了。丧彪看着那个士兵的背影，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那个婴儿会不会在将来某一天拿起枪来找他报仇？然后他摇了摇头，把这个荒唐的想法从脑海中赶走。战争就是这样，你杀我，我杀你，一代一代地循环下去，没有人能阻止，也没有人有资格原谅。
收编津巴布韦政府军的工作在随后的几天里快速推进。丧彪的做法很简单——愿意加入南部非洲独立联合体的人，编入后续部队，接受整训，保留原有军衔和待遇；不愿意加入的人，登记造册，收缴武器，发给路费，遣散回家。大多数士兵选择了加入，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觉悟，而是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家了。他们的村庄被战火烧成了废墟，他们的家人逃难到了不知道什么地方，他们拿着遣散费回去也没有地方可去，不如跟着新主子干，至少能吃饱饭。军官们的选择则更加复杂。有些人看出了丧彪背后的卡桑加势力的实力，决定投靠这个新的权力中心；有些人则是被形势所迫，不投降就得死，投降了至少还能活着；还有少数人，比如那个准将，是被自己的士兵裹挟着投降的——他的部下们已经不想再打了，他要么跟着投降，要么被自己的士兵捆起来送给敌人。丧彪对这些投诚的军官既不信任也不歧视，只是把他们分拆到不同的部队里，让他们没有机会串联和密谋。他不在乎他们心里怎么想，他只需要他们服从命令。
莫桑比克方向的进展更加顺利。雇佣兵和龙虾兵主力被击溃后，莫桑比克政府军在太特省和赞比西省的防线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触即溃。不是因为政府军不能打，而是因为他们不想打。莫桑比克内战结束二十多年了，老一辈的军人死的死、老的老，新一代的军官大多没有真正上过战场，他们的军事生涯是在办公室里、在军校里、在和平时期的演习中度过的。当丧彪的部队带着炮火和冲锋号杀过来时，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组织防御，而是逃跑。一个营的指挥官在接到命令要求他率部增援前线的当天晚上就连夜开着吉普车跑到了邻国马拉维，把八百多名士兵丢在了军营里。士兵们第二天早上发现营长不见了，先是混乱了一阵，然后就派了几个老兵找到丧彪的前锋部队，问：“我们投降，管饭吗？”管饭。丧彪的答复只有两个字，但这两个字比任何宣言、任何承诺、任何威胁都有力。那八百多名士兵当天下午就换上了南部非洲独立联合体的臂章，被编入了丧彪的预备队。
随着收编的政府军越来越多，丧彪的兵力在短短一周内从三十万膨胀到了将近四十万。其中南部战区来的老兵有二十万，剩下的都是新收编的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政府军只是收编的时间有早有晚，以及从各地涌来的志愿兵。这些新兵的战斗力参差不齐，但丧彪不在乎。他需要的是数量，不是质量。他不需要他们去打硬仗，只需要他们站在那里，形成包围圈，让敌人知道他们已经无路可逃。他手下的老兵们被分散到各支部队中担任骨干，负责指挥、训练和监督，负责盯着连长和士兵，防止他们逃跑或叛变。这种建制在正规军里是离经叛道的，在丧彪的军队里却是标准配置。他知道这些新兵不会对他效忠，他们只是在他和他们的旧主人之间选择了赢家。但只要他还赢着，他们就愿意跟着他。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