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炮火停止的时候，山顶上已经没有几个还能站起来的人了。狂龙的步兵没有等装甲车开路，而是直接端着步枪从正面冲了上去，因为他们知道，经过这样的炮火覆盖，敌人的防线已经不存在了。冲在最前面的一个连长在无线电里喊道，“快点跑，不要给敌人重新组织防御的时间，他们现在还没有从炮击中回过神来。”士兵们弯腰在碎石和弹坑之间奔跑，刺刀在阳光下闪着寒光，军靴踩在被炸得松软的红土上，每一步都溅起一片红色的尘土。山脊上残存的叛军士兵看到从山下涌上来的黑色人潮时，有些人举起了双手，有些人转身就跑，有些人呆站在原地，手里的步枪垂下去，眼神空洞地望着前方。一个年轻的叛军士兵跪在地上，双手合十，用阿姆哈拉语喊着“我投降，我投降，不要杀我”。冲上来的刚国士兵从他身边跑过，没有人停下来，也没有人朝他开枪。不是因为他们仁慈，而是因为他们现在的目标是前面那些还在抵抗的人，不是一个已经跪下的、手无寸铁的孩子。
第三天的战斗是最激烈的。狂龙的部队接近了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以北最后一个战略要地——一个叫德布雷贝尔汉的小城市。这座城市位于海拔两千八百米的高原上，是通往首都的门户，谁控制了这里，谁就控制了进出首都的咽喉。埃塞俄比亚叛军在这里集结了最精锐的部队，包括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的一个主力师和奥罗莫解放军的一个精锐旅，总兵力超过一万人，装备有从政府军缴获的坦克、装甲车和火炮。他们在这里构筑了纵深达十五公里的多层防线，地雷阵、反坦克壕、混凝土碉堡、预设炮阵地，一应俱全。指挥这场防御战的提格雷指挥官是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的元老之一，六十多岁，头发灰白，左腿在三十年前的战争中受过伤，走路有些跛。他在战前的动员会上对他的士兵们说，“亚的斯亚贝巴就在我们身后不到一百公里的地方。如果我们在这里输了，我们就输掉了整场战争。如果我们赢了，亚的斯亚贝巴就是我们的，整个埃塞俄比亚就是我们的。这支部队是他们的维和部队吗？不对，这不是维和部队，这起码有五万人，比我们还要多。他们从刚国来，从南苏丹来，从那些我们听都没听说过的地方来。他们不是来维和的，他们是来杀人的。我们要做的，就是比他们更狠。”
狂龙在德布雷贝尔汉以南二十公里的一个高地上设立了前线指挥部。他站在一个用沙袋和钢板搭成的观察哨里，用望远镜看着远处那些在山脊线上若隐若现的防御工事。参谋们在他身后忙碌着，用电台和无人机传递着命令和信息。情报显示前方有一万多人的叛军，装备不错，阵地构筑得也很专业，不是之前那些乌合之众能比的。狂龙放下望远镜，转身走到地图前，手指在德布雷贝尔汉的位置上点了一下。“正面强攻损失会很大，我不想在这里消耗太多时间。让无人机把他们的防线从头到尾侦察一遍，找出薄弱点。然后派一个装甲旅从东面绕过去，切断他们的退路。主力部队从正面和西面同时发起攻击，不要留预备队，一次压上所有兵力，三天内必须到达亚的斯亚贝巴。”参谋们迅速领命而去。狂龙在地图前站了很久，目光从德布雷贝尔汉移到了更南边的亚的斯亚贝巴，那里有岩雀的一万人在苦撑着，等着他。
战斗在凌晨四点打响。狂龙没有搞什么花样，没有用那些花哨的战术欺骗和佯动，他用的是一种最简单、最直接、也最残酷的战术——火力覆盖，然后全面进攻。两百门火炮同时开火的声音把黑夜撕成了碎片，炮弹落在德布雷贝尔汉的城郊，落在山脊的防线上，落在叛军的阵地和营房里。爆炸的火光照亮了整片天空，像一场持续燃烧的、永远不会熄灭的烟花。叛军被从睡梦中惊醒，有的来不及穿衣服就从帐篷里跑出来，有的钻进掩体里瑟瑟发抖，有的在黑暗中漫无目的地开枪，不知道敌人在哪里，不知道炮弹从哪里来，不知道该往哪里跑。指挥官的碉堡被一发大口径炮弹直接命中，厚达半米的钢筋混凝土顶盖被炸开了一个大洞，里面的军官和参谋全军覆没。失去了统一指挥的叛军开始各自为战，有的阵地还在顽强抵抗，有的阵地已经开始溃退，有的阵地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向后方呼叫支援，而支援永远不会来了。
天亮的时候，狂龙的主力部队已经突破了叛军的第一道防线。坦克和步兵战车从缺口涌入，车载机枪和机关炮在近距离内扫射那些还在抵抗的阵地，把战壕里的士兵压制得抬不起头来。步兵跟在装甲车后面，用步枪和手榴弹清剿那些漏网之鱼，一个战壕一个战壕地扫荡，一个掩体一个掩体地清理。叛军的反坦克手在一些关键位置发射了几发RPG，击中了狂龙的两辆装甲车，但很快就被随行的狙击手和无人机锁定了位置，被精确打击消灭。那些被击中的装甲车冒着黑烟停在了路边，车内的士兵有的爬了出来，有的没有。狂龙的车队从它们旁边驶过时，他没有减速。在战争中，停下来哀悼死者的时间，就是给敌人重新组织防御的时间。他不能停，他的部队也不能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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