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下午，狂龙的部队已经突破了叛军的全部三道防线，进入了德布雷贝尔汉的市区。城里的巷战比野外更加残酷，叛军利用每一栋房屋、每一条街道、每一扇窗户作为阵地，从各个方向向狂龙的部队射击。狙击手藏在钟楼里，机枪手藏在清真寺的宣礼塔上，反坦克手藏在十字路口的废墟后面。狂龙没有时间一个一个房子地清理，他的命令是——凡是有抵抗的地方，就用炮火摧毁，不分平民还是军人，不分民用建筑还是军事目标。坦克炮对着那些从里面往外打枪的楼房直接开火，一炮就能把整面墙炸塌，把里面的抵抗者埋在瓦砾下。步兵战车的机关炮扫过那些可能藏有狙击手的窗户，把窗框、玻璃和后面的身体一起打碎。无人机在天上盘旋，发现任何可疑的目标就用导弹或炸弹招呼，不管那个目标是在屋顶上还是在巷子里。这样的打法很残忍，会造成大量的平民伤亡，会留下一座千疮百孔的城市，但狂龙不在乎。他要在三天内到达亚的斯亚贝巴，没有时间搞什么精确打击和定点清除。他要的是速度，是压倒性的火力，是让敌人没有还手之力的恐惧。
在德布雷贝尔汉市中心的一座废弃医院里，一群叛军士兵被围困在了地下室。他们大约有三十多人，弹药用尽了，外面的枪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密。一个年轻的士兵蹲在墙角，双手抱着头，肩膀在不停地颤抖。他旁边的一个老兵拍了拍他的肩膀，“别怕，大不了就是一死。”年轻士兵抬起头，脸上全是泪水和灰尘，“我不想死。我才十九岁，我还没有结婚，我还没有看到我的孩子出生。”老兵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干粮，掰成两半，把大的一半递给了年轻士兵。“吃吧。吃了就不怕了。”年轻士兵接过干粮，塞进嘴里，嚼了几下，咽了下去。干粮很硬，划得嗓子疼，但他没有停下来，一口接一口地吃着，像是在完成人生中最后一顿饭。
狂龙的士兵在搜索医院时发现了地下室入口。一个会说当地语言的中尉用扩音器向里面喊话，“里面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武器出来投降，保证你们的安全。”地下室里的叛军士兵们面面相觑，谁也没有动。喊话又重复了两遍，依然没有回应。中尉从腰间拔出一颗手榴弹，拔掉保险销，正准备往下扔的时候，地下室的铁门从里面打开了。一双满是泥土和血迹的手举过头顶，然后是第二双、第三双、第四双，三十多个叛军士兵排成一队，低着头走了出来。他们的脸上没有表情，眼神空洞，像一群被从黑暗中突然拖入光明的幽灵。狂龙的士兵把他们搜了身，一个个按着蹲在空地上，几个士兵端着枪在旁边看守。没有人说话，只有风在废墟中吹过，卷起一阵阵尘土。
当狂龙的车队驶出德布雷贝尔汉的时候，已经是第三天的黄昏了。在他身后，是一座被战火摧毁了大半的城市，街道上到处都是弹坑和瓦砾，墙壁上布满了弹孔和炸裂的裂缝，空气中弥漫着硝烟、尸臭和烧焦的橡胶的混合气味。在他前方，是通往亚的斯亚贝巴的平坦大道，公路两侧是一望无际的高原草甸，夕阳把整片大地染成了血红色。他的部队已经连续行军和战斗了将近六十个小时，士兵们的眼睛布满了血丝，嘴唇干裂出血，体力透支到了极限。但没有人要求停下来休息，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亚的斯亚贝巴就在前面，岩雀就在前面，那些还在苦撑的战友们就在前面。他们不能停，因为停下来就是对战友的背叛。
岩雀在亚的斯亚贝巴的城北防线上已经守了整整十一天。他的人从一万减少到了不到七千，弹药也所剩无几了，叛军的攻击一波接一波，像永不停息的潮水，打在防线上又退回去，退回去又卷土重来。他的人已经三天没有吃过一顿热乎饭了，喝的水是城市供水系统被炸毁后从井里打的，混着泥沙和铁锈，喝完之后肚子疼得要命，但没有别的选择。岩雀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他的左臂被一块弹片划伤过，没有及时处理，伤口已经化脓了，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他用一块破布缠着，不让脓水流出来，也不敢让身边的人看到，怕影响士气。他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不是不困，而是不敢睡。只要他一闭上眼睛，叛军的进攻就会在最意想不到的方向突然爆发，他的防线就会在最脆弱的地方被撕开一个口子。他必须醒着，必须看着，必须想着。因为他是这里的最高指挥官，是所有还活着的人的希望。如果他倒了，这座城就倒了，这一万多条命就白死了。
第三天的傍晚，岩雀站在一座被炸毁的高层建筑楼顶，用望远镜看着北方的天际线。夕阳正在沉入地平线，把天空染成了一片壮丽的橙红色，和远处那些还在燃烧的城镇的烟火混在一起，分不清哪里是晚霞，哪里是战场。他的望远镜里什么都没有，只有无尽的、灰蒙蒙的公路和草甸。他已经这样看了很多天了，每次都在期望看到点什么，每次都是失望。他知道狂龙会来的，他知道季博达不会骗他，他知道维和部队已经出发了。但他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不知道还要等多久，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他的副官在楼梯口站着，手里端着一杯已经凉透了的茶，不敢上去打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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