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狂龙第一次踏上摩加迪沙的码头时，这座城市的空气中弥漫着柴油、咸腥的海风、尘土和某种若有若无的焦糊味，像是某个角落还在燃烧着什么他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灰色亚麻西装，戴着一副廉价太阳镜，提着一个小行李箱，看起来就像一个来非洲做小生意的东欧或亚洲商人。他的随行人员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化名“谢里夫”的索马里裔翻译兼向导，另一个是化名“哈桑”的东部战区情报军官，伪装成他的业务助理。三个人从摩加迪沙的国际港口出来后没有去市中心那些挂着各国国旗的酒店，而是径直拐进了老城区边缘一栋灰扑扑的四层小楼。这栋楼是狂龙提前半年通过中间人租下的，门口挂着一块写着“东非矿产资源咨询公司”的铜牌，办公室里摆着几台二手电脑、几张办公桌、一台落满灰的打印机，还有一盆快枯死的绿植，看起来就是那种随时可能倒闭的皮包公司。谢里夫对当地的情况了如指掌，他在狭窄的街巷中穿行时跟狂龙介绍着这座城市表面平静下的暗流，摩加迪沙名义上的政府控制着市中心和港口一带，但出了那几个街区，到处都是各个武装派系的检查站和地盘。狂龙一边听一边点头，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打着，像在计算什么。他来到摩加迪沙的第一个星期几乎没有出门，只是让谢里夫和哈桑每天出去收集情报，晚上回来给他汇报，偶尔买一些当地报纸和官方的文件来翻看。第二个星期他开始出门，去见一些谢里夫提前联络好的中间人，这些人有的曾经做过翻译，有的开过小旅馆，有的在港口帮人跑腿代办手续，他们都认识一些当地武装派系的中下层头目，也认识一些政府部门的基层办事员。狂龙通过这些中间人，先把小额的现金和茶叶、糖、二手手机这类硬通货当作敲门砖，用那些小恩小惠去打开第一道微小的裂缝。他的钱不会直接给出去，而是通过中间人转手，用“咨询费”“顾问费”“样品采购费”这类名目，把美金一沓一沓地递到那些人手里。每一次金额都不大，几百到一两千，刚好卡在足够引起注意又不至于让对方觉得这里面有诈的微妙刻度上。那些中间人本来也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但拿到钱后他们都发现这个叫“阿齐兹”的东非商人出手大方、说话和气，从不逼问他们不想说的内容，只是聊聊天、喝喝茶、偶尔打听一下哪条路安全哪条路不能走、哪个部落最近和哪个部落起了冲突。这样过了一个月，狂龙的手里已经攒了一个大约二十人的联络名单，这些人分布在摩加迪沙从港口到总统府再到北部郊区的大小角落里，虽然职位低微、掌握不了什么核心机密，但他们熟悉地形、熟悉人际关系网络、熟悉这座城市里每一条暗巷通向哪里、每一扇门背后住着什么人物。
第二个月开始，狂龙把目标从基层办事员和哨卡头目转向了那些真正有分量的人物。最先进入他视野的是一个叫阿卜杜拉希的武装派系指挥官。这个人控制着摩加迪沙西部大约三个街区的范围，手下有两百多人，势力不算大，但他有一个特点，他既不是极端宗教派系的人，也不是单纯为了抢劫而拉队伍的人，他是那种早年因为部族土地纠纷被政府军驱逐后走投无路才拿起枪的普通人。狂龙让谢里夫通过两三层关系网辗转联系到阿卜杜拉希的副手，表达了一个简单的意愿，想跟指挥官私下聊聊，只有一杯茶的时间，没有任何附加条件。阿卜杜拉希本来对这个忽然冒出来的“东非商人”并不感兴趣，但他副手告诉他那个人给的见面红包有五千美金现钞，只是喝杯茶的时间。阿卜杜拉希犹豫了两天，最终还是答应了。那次见面的地点选在摩加迪沙城外一处废弃的意大利殖民时期旧庄园里，周围是坍塌的围墙和疯长的野草，只有主楼的一楼大厅还勉强能用。狂龙只带了哈桑一个人赴约，阿卜杜拉希却带了十几个全副武装的卫兵坐在大厅的另一头。两人隔着七八米的距离相对而坐，中间摆放着一张摇摇晃晃的旧茶几，上面有一壶已经不热的茶和几个搪瓷杯。狂龙没有绕弯子，他开门见山地说，他的生意需要经过西部街区通向港口的几条通道，如果阿卜杜拉希能保证那些通道畅通无阻，他每个月会给出一笔固定的“道路维护费”，数额足够让阿卜杜拉希的弟兄们按时吃上饭，甚至还能给几个管事的人添置些新武器。阿卜杜拉希盯着狂龙看了很久，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像是在努力辨认对方真实的面孔，然后他用沙哑的索马里语问了一句，“你到底是谁的人？”狂龙笑了笑，端起那杯微凉的茶喝了一口，“我只是一个想在摩加迪沙做生意的人，谁给方便我就跟谁打交道，不给方便的我也能绕开走。但我想跟你交朋友，因为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个能守住东西的人。”阿卜杜拉希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最终伸出了手。狂龙握住了那只粗糙而布满老茧的手，知道第一根钉子已经钉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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