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四十七分，我蹲在冰箱前，像一个虔诚的信徒，对着一排排覆着冰霜的格子默默祈祷。
冷冻层的压缩机在我耳边嗡嗡作响，宛如某种低沉的咒语。
我的目标明确——第三格，最里面那个被速冻饺子和陈年腊肉遮住的角落。
它就躺在那里，静静地躺着，一个原装药瓶，瓶底标签的边缘还残留着我昨晚用左手小拇指指甲刮下的几乎看不见的纤维。
ZT - 9374。
这个编号像烙铁一样烙在我的脑海里。
昨晚，就在姥姥和许明远在水池边笑着洗碗时，我完成了这次偷梁换柱。
我的动作轻得就像在挪动一枚即将孵化的鸟蛋，我把掺了镇静剂的新瓶子塞了进去，还故意把模糊的标签朝外，为今天的“意外”埋下伏笔。
整个过程中，我的心跳平稳得不像话。
我能感觉到，楼上书房那扇朝向厨房的窗户后面，有一双眼睛在注视着。
他一定在等着，等着看我惊慌失措，等着我露出破绽。
但我偏不。
我的冷静，就是对他无声的反击。
我甚至能想象出他此刻的表情，那是一种猫捉老鼠时带着一丝玩味的失望。
早餐桌上的气氛一如既往地压抑。
姥爷喝完最后一口粥，头一歪，又昏睡过去了。
他的呼吸沉重而黏稠，带着一种与他这个年纪不符的感觉，仿佛每一次呼吸都要耗尽全身的力气。
许明远几乎立刻站起身，熟练地走向放药的柜子。
就是现在。
我抢在他前面，端起桌上的凉水杯，在他伸手去拿药瓶的瞬间，手腕“不经意”地一抖。
“哎呀，对不起！许老师，我不是故意的！您快擦擦！”我的声音里恰到好处地充满了歉意和慌张。
水珠争先恐后地从他深灰色衬衫的袖口滚落，一部分溅到了他刚拿起的药瓶上。
那张被我动过手脚的标签，遇水瞬间就化开了，模糊成一团脏兮兮的灰白色，就像一滩无法辨认的烂泥。
我连忙低下头，递上纸巾，嘴里不停地道歉，眼角的余光却紧紧盯着他的喉咙。
我看见他的喉结剧烈地动了一下。
那不是被冒犯后的愤怒，而是计划被打乱后的惊诧。
我赌对了。
他对这个标签太熟悉了，熟悉得就像熟悉自己的掌纹。
每一瓶药，每一次取用，都在他严密的掌控之中，而现在，这个节奏被我用一杯水粗暴地打断了。
“没事，小事。”他很快恢复了镇定，甚至还对我笑了笑，但那笑容没有到达眼底。
他抽出纸巾，慢条斯理地擦着袖子，目光却始终没有离开那个污损的药瓶。
“只是这药不能断，标签花了，我怕剂量搞错。我现在就去镇上的药房重新配一瓶回来。”他的语气自然得毫无破绽，但语速比平时至少快了半拍。
“等等！”我立刻像个不懂事的孩子一样拦住他，脸上带着天真而急切的表情，“不用的，许老师，我记得剂量！我帮您抄下来，您拿着去就行了，免得跟药房的人说不清楚。”
不等他反对，我从随身的帆布包里掏出那个社区安全培训时发的硬皮笔记本。
我翻开新的一页，用像小学生一样潦草的笔迹飞快地写下“每日两次，每次半粒”。
在他看不见的那一面，我的右手食指指甲在纸张背面用力地刻划着。
纸张的纤维在我的指甲下发出细微的断裂声，我刻下了真正的线索：ZT - 9374 → 王医生。
这是我和自己的约定，是我在这座孤岛上扔出的唯一一个漂流瓶。
它将证明我所看到的、所听到的一切都不是幻觉。
中午，王医生如约来给姥爷量血压。
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人，眼镜片很厚，让人总是看不清他的眼神。
他用听诊器贴在姥爷胸口，示意我们保持安静的时候，把叠成小方块的血压记录单递给我，指尖在我手心悄悄停留了一下。
我感觉到有一张更小、更硬的纸条被塞了进来。
我若无其事地握紧手心，冲他点了点头。
回到房间，我展开纸条，上面是几行龙飞凤舞的字：“此药成分无毒，但长期过量服用，会诱发被害妄想，产生被监视、被跟踪的幻觉，并伴有间歇性听觉失敏。”
被注视的幻觉。
我全身的血液仿佛瞬间凝固了。
原来是这样。
他不是要姥爷的命，他是要姥爷的理智。
他想让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变成一个胡言乱语、神志不清的疯子，一个所有人都不再信任的“病人”。
昨夜阁楼上那声轻微的咳嗽，根本不是我的错觉。
那是他故意发出的声音，是他抛出的诱饵，是他让我听到的“幻觉”。
他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你看到什么并不重要，因为很快，你就会和你姥爷一样，分不清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假。
现在，轮到我让他听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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