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4月27日，英国伦敦，外交部大楼会议厅。
长桌上铺着墨绿色桌布，各国政府从本土派来的十一国特使围坐一起。
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环视众人，面色凝重：“先生们，感谢各位远道而来。清国局势的恶化，瓦德西将军的不幸殉职，让我们不得不重新评估整个远东战略。清国政府拒绝和约，各地抵抗愈演愈烈，局势对我们是越来越不利了。”
他继续道：“为了维护各国在华的共同利益，确保条约的最终落实，我认为，联军有必要进行一轮军事升级，以彻底摧毁清国的抵抗意志和能力。”
法国特使，前总理夏尔·迪皮伊率先表态，语气谨慎：“我国完全理解并支持维护在华利益的必要性。但考虑到印度支那的防务需求以及国内财政状况，法国可以再提供一个团的兵力，并承担相应的运输费用。” 这个表态很取巧——出兵，但不多；出钱，但只出运输费。
俄国特使，副外交大臣弗拉基米尔·拉姆斯多夫慢条斯理：“俄国在远东同样面临巨大压力，边境局势紧张。我们最多可以再抽调两个营的兵力，但需要时间，且无法承担额外军费。” 他强调了“边境局势紧张”，暗指大夏的威胁。
美国特使，副国务卿约翰·海态度明确：“美国的原则是保护侨民和商业利益，不参与领土征服。我们可以增派一艘巡洋舰和五百名士兵加强天JIN租界防御，但不会参与向内陆的进攻行动。”
意大利、奥匈、西班牙、比利时、荷兰、葡萄牙等国的特使表态大同小异：原则上支持，愿意象征性增兵（通常是几百人），但均以国内困难、殖民地事务等为由，拒绝承担更多军费或派出主力部队。意思很明白：跟着摇旗呐喊可以，真出大力气、花大钱，免谈。
索尔兹伯里心中冷笑，脸上却保持着严肃：“感谢诸位的支持。每一份力量都至关重要。”他知道，想靠这群各怀鬼胎的盟友分摊主要压力，是不可能的。真正的重担，还得落在英德肩上。
当晚，唐宁街10号首相书房。
书房内只有三个人：索尔兹伯里，德国特使——外交国务秘书奥托·冯·比洛（首相伯恩哈德·冯·比洛的弟弟），以及担任翻译和记录的兰斯多恩。
“冯·比洛先生，”索尔兹伯里开门见山，“白天的会议您看到了。除了我们两国，没有人真正愿意为远东付出过多代价。瓦德西将军的牺牲，是英德两国共同的损失，也让我们必须更加紧密地合作。”
奥托·冯·比洛身材瘦削，眼神锐利，与其兄长的圆滑不同，他更显强硬：“首相阁下，我国皇帝陛下对于瓦德西将军的牺牲极为震怒。德意志士兵的鲜血不能白流。如果要进一步升级军事行动，我国可以投入更多力量——但前提是，必须明确责任与利益。”
“请直言。”索尔兹伯里示意。
“第一，军费。”冯·比洛毫不客气，“新增加的军事行动，主要费用应由英国承担。包括增派部队的运输、装备、补给，以及战地医院的设立和抚恤金。德国可以提供兵力，但不能让德意志的纳税人同时为士兵的生命买单。”
兰斯多恩忍不住皱眉，但索尔兹伯里不动声色：“可以。英国可以承担主要后勤和财政责任，但德国需要提供相应规模的陆军兵力。”
“第二，指挥权与目标。”冯·比洛继续，“新的军事行动必须由联合指挥部指挥，德方需拥有与出兵规模相称的话语权。行动目标应明确为彻底击溃清国在直隶、山西的抵抗力量，并对西安形成实质性威胁，逼迫清廷屈服。不能是漫无目的的‘清剿’。”
“这一点我们完全同意。”索尔兹伯里点头，“我们需要一场决定性的胜利。”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战后的利益分配。”冯·比洛身体前倾，目光咄咄，“必须事先明确。德意志帝国在山东的权益必须得到完全承认和保障，包括铁路修筑权、矿藏开采权以及胶州湾租借地的永久性。此外，在可能的对清赔款中，德国应获得与军事贡献相匹配的份额。”
索尔兹伯里沉吟片刻：“山东问题，可以在已有协议基础上进一步确认。赔款份额，可按各国实际出兵规模和战果分配。但是，”他话锋一转，“德国需要承诺增派至少两个满编师，约三万人，并配备完整的炮兵和后勤单位。而且，行动必须尽快。”
冯·比洛心中快速盘算：两个师三万人，是一支可观的力量，但还在德国能力范围内。主要军费由英国承担，这能极大缓解国内财政压力。而确保山东权益和赔款份额，是实实在在的收获。
“我需要请示柏林。”冯·比洛没有立刻答应，但语气已松动。
“当然。”索尔兹伯里微笑，“但我们时间不多。清国的抵抗力量每天都在壮大，拖得越久，代价越大。”
4月29日，柏林回电抵达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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