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原描述
撤离后，幸存者们认为最糟糕的情况已经过去。
那些没有被感染的人被允许进入室内，但被感染的人都被带走，再也看不见了。但当最后一批撤离的人被带走“净化”时，出现了一些问题，联邦应急管理局失去了控制，他们被饿死了。
这个地下设施原本是幸存者们的希望，但现在成为了威胁着他们生命的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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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姆斯至今仍然记得纽约沦陷那天的太阳。
那是一个完美的秋日，天空蓝得像假的一样，百老汇区的大街上散落着被遗弃的车辆，有几辆还开着门，收音机里循环播放着紧急疏散的通知。他躲在第三大道一家药店的货架后面，攥着从柜台上摸到的一把剪刀，听着外面传来的尖叫声——那些尖叫声的调子很怪，中途会突然中断，变成一种湿漉漉的、像是喉咙被什么东西堵住的声音。
军方的直升机在下午三点十七分降落在第四十二街的路口。旋翼卷起的狂风把街边的垃圾袋吹得到处都是，其中一个缠在了路灯杆上，像一面肮脏的旗。威廉姆斯是冲上直升机的第七个人，也可能是第八个，他记不清了。他只记得那个把他拽上来的大兵手套上沾着血，但对他说话的语气很平静：“先生，你安全了。”
安全。
这个词在当时听起来像是一个具体的、可以触摸的东西。直升机的舱门关上，引擎的轰鸣声隔绝了外面的世界，威廉姆斯看着窗外的曼哈顿越来越小，像一个正在沉入水底的模型。他身边的一个人——一个穿着商务西装、领带歪到脖子后面的中年男人——一直在发抖，嘴唇翕动着，像是在祈祷，又像是在重复什么人的名字。
威廉姆斯没有问他那是谁。
他也没有问这架直升机要飞去哪里。
当“夏威夷安全区”这个名字第一次从军官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机舱里有几个人甚至笑了一下。夏威夷。阳光。沙滩。远离本土的岛屿。一个不会被那些东西触及的地方。威廉姆斯闭上眼睛，第一次真正放松了他的肩膀。
但他错了。
安全区位于瓦胡岛北岸的山地内部，从空中看下去，只能看到一片平整出来的水泥地面和几个通风井的出口。真正的设施在地下。他们被带进一部货运电梯，下降了大约三十秒，电梯门打开的时候，是一条刷成白色的走廊，日光灯管在天花板上发出轻微的嗡嗡声，空气里有一股消毒水和漂白粉混合的气味。
接待他们的是一个戴着眼镜的人，自我介绍说叫亨德森，是设施的后勤主管。他的语气很轻快，像是一个度假村的接待人员在欢迎新一批的游客。“各位能在这种情况下抵达这里，真的非常幸运，”他说，“本土的情况我们都有所了解，但请放心，这里的隔离措施是绝对完善的。你们只需要配合我们的检疫流程，很快就能分配到正式的住宿区。”
检疫流程。
威廉姆斯后来无数次回想那几天。他们被安排在一个过渡区里，说是过渡区，其实就是一条走廊两侧的小房间，每个房间四张床，床单是那种公立医院常用的、洗得发白的棉布。每天会有人送来三餐，放在门口的推车上，敲一下门，然后离开。偶尔会有穿着全套防护服的人进来，用棉签在他们的喉咙里取样，或者抽血。
“结果正常的，会转到普通居住区，”防护服后面传来的声音闷闷的，“有问题的，我们会安排进一步的治疗。”
没有人问“有问题的”会去哪里。
不是不想问，是不敢问。在那个语境里，“不敢”是一种比“不想”更真实的东西。你刚刚从那场噩梦里逃出来，你坐在一张干净得发硬的床单上，吃着热腾腾的罐头炖菜，窗外没有尖叫声，走廊里没有血迹——你怎么可能去追问那些可能会毁掉这一切的问题？
威廉姆斯记得那个叫托马斯的老人。他是从洛杉矶来的，七十二岁，一个人。他的妻子在病毒爆发第三天就出现了症状，他没有亲眼看见她被带走，因为他自己当时也被关在另一个房间里隔离观察。“他们说会照顾她的，”托马斯有一次在走廊里遇见威廉姆斯的时候说，声音很轻，像是在说服自己，“他们说这个安全区有最好的医疗条件。”
他没有再见到他的妻子。
威廉姆斯也没有问。
第七天，检疫结果出来，威廉姆斯是“正常”的。他被转移到了普通居住区，那是一个比过渡区大得多的地方，有公共食堂、一个小的图书馆、几台可以收看电视新闻的电视机。电视里的新闻从来不提安全区的事，只是反复播放着本土各城市的实时画面，以及“请幸存者就近寻找军方设立的避难所”的通知。
普通居住区里大约有两百多人，男女老少都有，大部分人和威廉姆斯一样，脸上带着那种劫后余生的恍惚感。他们很少谈论外面的事，也很少谈论自己被带走的亲友。话题总是围绕着一些琐碎的东西：食堂的饭菜太淡了，床垫太软了睡不着，什么时候能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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