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气愤，杀了李陵的妻儿老母及全家。群臣也群起声讨李陵的罪过，唯有太史令司马迁替李陵辩解说：“李陵侍奉亲人孝敬，与士人有信，一向怀着报国之心。他只领了五千步兵，吸引了匈奴全部力量，杀敌一万多，虽然战败降敌，其功可以抵过。并且我认为李陵并非真心降敌，他是想活下来找机会回报汉王朝。”汉武帝正在气头上，听了司马迁的辩说后，极为愤怒，认为司马迁是在为李陵辩冤，将其定为诬罔罪。
诬罔罪乃大不敬之罪，按律当斩，司马迁想起阿翁临死前拉着他的手哭着说的话：“我们的祖先在周朝便是太史，并且早在上古的虞夏时期，祖先就有过显赫功名，掌管天文事务。后来家道中落，难道现在要完全断绝在我手中吗？你如果能继任为太史，就能够延续我们祖先的事业。 我死后，你一定会成为太史，成为太史后，不要忘记我想写的那部着作。孝道本就始于侍奉双亲，其次是侍奉君主，最后是立身扬名。能够名声传扬于后世，让父母也跟着光荣，这是最大的孝道。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明主贤君、忠臣义士的事很多，我身为太史却没有一一记录下来，荒废了天下的修史传统，对此我感到非常恐慌，也非常遗憾，你一定要记住这件事，完成我的遗愿！”
面对大辟之刑，司马迁首先想到阿翁临死之言，再想到自已慕义而死，虽然可以保住名节，但书未成，名未立，自已的死如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之死没有啥区别，引不起人们一丝一毫的同情，更不可能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任何 一点痕迹。想到文王拘于囚室而推演《周易》，仲尼困厄之时着作《春秋》，屈原放逐才有《离骚》，左丘失明乃有《国语》，孙膑遭膑脚之刑后修列兵法，吕不韦被贬蜀地才有《吕氏春秋》传世，韩非被囚秦国，作《说难》《孤愤》，再想到《诗》三百篇，大都是贤士圣人发泄愤懑而作。最后，司马迁毅然选择了以腐刑赎身死之罪。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负阿翁的期盼，不负自己心中早已立下的抱负。受刑之后，在坚忍和屈辱中，司马迁夙兴夜寐，始终不懈，虽历经艰辛，最后终于完成他忍辱怀抱的宿愿，写成了流传千古的中国第一部史学巨着《史记》，从而成就了他个人的愿望，也了却了阿翁的遗愿，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着名的史学家，也使后人能够看到这一系统的历史典籍。
历史不可推演，也不可重来。正如古希腊哲学家阿基米德所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起地球”一样，宏伟的历史往往是由非常细小的事造成的。司马迁为李陵辩说本是一件很小的事，却正是这件小事，成就了伟大的司马迁，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珍籍《史记》。如果司马迁不为李陵辩说，司马迁就不会受刑，如果司马迁没有受刑，他也许就不会那么忍辱负重，历尽艰辛写成鸿篇巨制的《史记》。
当然，这完全是假设。而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再说李广曾和星象家王朔私下闲谈，说：“自汉朝攻击匈奴以来，我没有一次没参加，可各部队校尉以下军官，才能不如中等人，却因攻打匈奴有功几十个人被封侯。我不比别人差，却没有一点功劳以得到封地，这是什么原因，难道是我的骨相不该封侯，还是命该如此？”王朔说：“将军回想一下，曾经有过悔恨的事吗？”李广如实回答道：“我任陇西太守时，羌人反叛，我诱骗他们投降八百多人，后来用欺诈的手段一天之内把他们全部杀光了。我感到最为悔恨的只有这件事。”王朔说：“能使人受祸的事，没有比杀死已投降的人更大了，这可能就是将军不能封侯的原因吧！”
尽管李广家族从李信一直到李陵，在历史上都很有名，但因为李广的不能封侯和李陵的投降匈奴，使这个家族的名声完全毁坏。从此以后，李家名声败落，陇西一带的人还为曾是李氏门下宾客感到耻辱。
这可能就是“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原因吧！
前面叙述的有关李广和李陵的事，都是文帝之后的事。之所以离开本小说的时间跨度比较多地叙述李广之事，是为了让读者诸君对李广有更多的了解。
因为程不识在历史上的名气远小于李广，所以本小说不过多叙述。加上历史上有关程不识的记载也很少，想叙述也没有更多的史料可资参考。
此次老上单于亲自率领十四万匈奴兵马侵入汉王朝境内，完全没想到汉王朝竟然派出近三倍于自己的兵马来阻击，不得已只得撤兵后退，完全没有达到出兵汉境的目的，老上单于对此感到很是不满，退回到自己控制的地盘后，便延续中行所说说的计谋，继续采取派小股兵马进入汉境骚扰、抢掠的办法，并且反反复复，完全和汉王朝打起了游击战。
对于匈奴的这种小规模侵袭，汉王朝的边民和军队虽然总结出了一些应对的策略，但毕竟反反复复、不停不歇，还是弄得汉王朝的兵马疲惫不堪，给汉王朝边境的庶民百姓造成的损害也是巨大的，特别是匈奴兵经常侵扰偷袭的云中、辽东二郡，每年被小股匈奴兵杀掠、抢劫的人口多达近万人，这对汉王朝来讲是一个不小的损失。刘恒和臣僚们对匈奴人的这种做法都感到无计可施，朝臣们反复商议，最后确定在没有实力彻底打败匈奴的时候，还是只有采取和亲这一办法，稍解和匈奴之间的激烈冲突。尽管和亲并不能解决匈奴人小股侵扰的问题，但只要匈奴人认同和亲，也是一个短暂缓解冲突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