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3月6日，上午8时，凡尔登西岸，法军第2集团军指挥部
菲利普·贝当将军站在掩体的观察窗前，手中的望远镜微微颤抖。不是恐惧，是愤怒。透过镜片，他看到默兹河东岸升起的数十道烟柱——那是德军炮火在轰击他昨天还控制的阵地；他看到西岸“钟楼山”上飘扬的德国军旗——那是不到八小时前还属于法国的制高点。
“他们渡河了，”他的声音冰冷如凡尔登三月的寒风，“在我的防区，在我的眼皮底下，一个整师的德军渡过了默兹河，占领了钟楼山，建立了桥头堡。”
指挥部里鸦雀无声。军官们垂首肃立，没人敢直视这位以铁腕着称的将军。三天前，贝当刚刚接替因为丢失杜奥蒙堡而被解职的埃尔将军，奉命“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凡尔登”。而现在，他上任后的第一个完整日，德军就在他的防线上撕开了一道口子。
参谋长夏尔·芒然上校小心翼翼地递上报告：“将军，根据前线回报，德军使用了新式武器——装甲战车。我们的士兵没有应对经验，导致了……”
“我不需要借口！”贝当猛地转身，将望远镜重重拍在桌上，“我需要反击！我需要把德国人赶回默兹河东岸！我需要让那些柏林贵族明白，凡尔登是法兰西的领土，一寸也不会让！”
他大步走到作战地图前，手指狠狠戳在钟楼山的位置：“这里。今天日落前，必须夺回。需要多少部队？”
芒然快速计算：“德军在桥头堡估计有一个加强团，约三千人。考虑到地形和敌军火力，我们需要至少两个师才能确保……”
“给你三个师！”贝当打断他，“第56师、第72师、还有殖民地第3师。告诉他们，我不接受‘尝试’，只接受‘成功’。让炮兵集中所有火力轰击桥头堡，让空军侦察渡河点，让工兵准备炸桥。我要让那些渡过默兹河的德国人有来无回！”
命令如电流般传遍整个防线。法军这台战争机器，在被德军的突袭打懵后，开始以惊人的效率重新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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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时15分，法军炮兵阵地，默兹河西岸纵深
弗朗索瓦·勒克莱尔上尉蹲在潮湿的炮兵观测所里，通过剪式望远镜观察着六公里外的钟楼山。作为第72炮兵团的观测官，他的任务是引导炮火覆盖那个该死的桥头堡。
“风向西南，风速每秒4米，湿度85%，”他对着电话筒报告，“目标区域清晰可见。观测到德军正在构筑工事，至少四门迫击炮已部署在山顶。”
电话那头传来炮兵指挥官的声音：“收到。第1营150毫米榴弹炮准备就绪。请提供射击诸元。”
勒克莱尔调整望远镜的十字线，对准钟楼山主峰的一个明显目标——一棵被炸得只剩半截的橡树，昨天还是法军前沿观察哨的参照物。
“基准点：残存橡树。方位角035，距离6150米。建议第一轮试射。”
“试射一发，装填！”
几秒钟后，远处传来沉闷的炮声。勒克莱尔盯着目标区域，等待炮弹落下。
二十秒后，炮弹爆炸。烟尘在橡树右前方约一百米处升起。
“修正：向右修正30密位，减50米。”
“收到。全营齐射准备！”
勒克莱尔深吸一口气。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一个营的十二门150毫米榴弹炮，每门炮每分钟能发射三发炮弹。一次齐射就是三十六发高爆弹，覆盖面积相当于两个足球场。而这样的齐射会持续多久？十分钟？二十分钟？直到炮弹打光或目标被彻底抹去？
“开火！”
雷鸣般的炮声从后方传来，不是一声，不是几声，而是连绵不绝的轰鸣，像大地本身在咆哮。勒克莱尔看到钟楼山上瞬间绽开数十朵黑红色的死亡之花，烟尘和火焰吞没了山顶。
但他没有时间欣赏这毁灭的景象。他的工作是修正、引导、确保每一发炮弹都落在正确的位置。
“第一轮齐射落点偏左约50米，建议全体向右修正5密位。”
“收到。继续射击。”
炮击持续着。勒克莱尔看到德军阵地上升起越来越多的烟柱，看到隐约的人影在奔跑、卧倒、消失。但他也看到德军的还击——迫击炮弹落在法军前沿阵地，机枪火力试图压制法军步兵的集结。
战争就是这样：你打击敌人，敌人打击你，直到一方撑不住。
“观测到德军炮兵反击，”他报告，“位置大约在默兹河东岸，杜奥蒙堡东南方向。建议压制射击。”
“已记录目标。第2营将处理。”
电话那头的声音依然冷静专业。这就是现代战争：杀戮变成了数字游戏，死亡变成了效率问题，而像勒克莱尔这样的人，只是这巨大机器上的一个齿轮，负责确保机器运转得更精确、更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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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0时30分，法军第56步兵师集结地
亨利·杜邦中士检查着他的步枪，第五次。枪膛干净，撞针完好，子弹充足。但这无法缓解他胃部那种空洞的紧张感。作为参加过马恩河、香槟、阿图瓦战役的老兵，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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