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3月15日，凡尔登“死人山”东麓，德军地下指挥所
雨水混着融雪渗入混凝土地堡，在昏黄的煤气灯下形成闪烁的水洼。格奥尔格·布劳恩少将盯着作战地图，眼球布满血丝——他已经72小时没合眼了。地图上，代号“绞肉机”的凡尔登突出部被红蓝铅笔划得面目全非。
“他们像霉菌一样生长。”布劳恩的参谋长指着“304高地”区域，“每次炮击后24小时内，法国人就能修复50%的工事。贝当采用了轮换制——部队在前线最多停留三天，然后撤到后方休整。我们的消耗战...效果在递减。”
布劳恩拿起皇帝亲批的第三版《凡尔登作战修正案》。文件边缘有威廉二世潦草但凌厉的批注：“不要杀死士兵，要杀死希望。”
“陛下有了新指令。”布劳恩的声音沙哑，“从明天开始，改变炮击模式。”
他展开一张透明的赛璐珞片，覆盖在地图上。赛璐珞上是用精密仪器绘制的同心圆，圆心是凡尔登城，半径从2公里到15公里不等。
“看，分为五个‘痛苦环’。”布劳恩的指挥棒点在最近的内环，“第一环，0-3公里：持续骚扰炮击，每平方米每天至少落弹5发，目的是制造持续神经紧张。”
指挥棒外移：“第二环，3-6公里：间歇性重炮轰击，目标是道路交叉点和野战医院。第三环，6-9公里：针对补给仓库和指挥所。第四环，9-12公里：打击铁路枢纽和兵营。第五环，12-15公里...这里是重点。”
参谋长凑近细看。第五环的标记与众不同——不是炮击符号，而是一系列小钟表图案，旁边标注着精确时间。
“心理战时间表。”布劳恩解释，“每天凌晨2点、下午3点、晚上8点，对第五环内的平民定居点进行‘警告性炮击’——每次不超过20发炮弹，但必须落在教堂、学校、市政厅附近。目的是...”
“让平民恐慌，给法国政府施加压力。”参谋长倒吸一口凉气，“这...这超越了传统战争界限。”
“传统？”布劳恩冷笑，“从2月21日那天起，凡尔登就没有‘传统’了。这是皇帝说的‘全维度绞杀’——不仅要杀死士兵，还要杀死平民的勇气，杀死后方的安全感，杀死法兰西的民族意志。”
地堡外传来闷雷般的炮声。但不是德军火炮，而是法军的反击——155毫米“共和国小姐”榴弹炮，射程足以覆盖德军的后勤线。
“他们学会了。”布劳恩走到观察孔前，看着远处升起的烟柱，“贝当不是傻瓜。他在用我们的战术对付我们：精准打击补给节点。”
“要调整铁路时刻表吗？”
“已经在做了。”布劳恩回到桌边，拉出一个黄铜滑尺计算器——这是总参谋部新配发的“后勤预测仪”，“根据昨天被摧毁的3号弹药库数据，法国炮击间隔平均4.2小时，命中率11.7%。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规律...”
他的手指在滑尺上快速移动：“将火车运行间隔调整为3.8小时，这样80%的列车能在炮击间歇通过危险区。同时，在5号伪仓库堆放空木箱和稻草人，吸引法国火力。”
参谋长记录着命令，心中暗自震惊。这不是指挥艺术，这是流水线管理——将战争简化为输入、输出、效率优化。而设计这一切的皇帝，仿佛站在云端，用上帝般的冷漠调整着屠宰场的参数。
3月28日，默兹河西岸，法军“杜奥蒙堡”地下医院
恶臭几乎成为实体。血腥味、化脓伤口的甜腥味、氯仿和石炭酸混合成的刺鼻气味，还有更底层的、属于死亡本身的腐败气息。玛丽-克劳德护士用浸过薄荷油的布条捂住口鼻，但这只能提供心理安慰。
“第47个。”她低声对旁边的医生说完，用被血浸透的床单盖住士兵的脸。那是个不到二十岁的男孩，腹部被弹片撕开，肠子像纠结的粉色绳索般拖在外面。他在转运路上就已经死了。
医生甚至没抬头，继续缝合另一名伤员的腿部动脉：“登记姓名了吗？”
“没有身份牌。背包里有张照片...可能是他的妻子和婴儿。”玛丽-克劳德的声音开始颤抖。
“放到‘无名者’区。继续工作。”
玛丽-克劳德强迫自己转身。地下医院原本是堡垒的弹药库，现在塞满了三百多名伤员。惨白的电石灯下，身体堆叠在简陋担架上，呻吟、哭泣、呓语汇合成持续的低沉嗡鸣，如同地狱的合唱。
最可怕的是“等待区”——那些伤情过重、救治无望的士兵被集中放在角落，只给予吗啡止痛。他们大多沉默，眼睛空洞地望着拱形天花板，等待死亡降临。偶尔有人突然尖叫，然后戛然而止。
“护士！这边需要止血带！”
玛丽-克劳德跑向呼喊处。一个下士紧紧压着战友的大腿动脉，鲜血仍从指缝喷涌。她熟练地绑紧橡胶管，感觉到温热的血液浸透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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