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廊尽头有一扇门，暗红色的漆皮，没有门牌号，把手是旧的铜色，磨得发亮。他把盆换到左手，右手拧开门把手，推门进去了。门关上的时候，门框上方的门牌位置是一片空白，连曾经贴过编号的痕迹都没有。
我站在远处，把那扇门的位置记得清清楚楚。那扇门，就在走廊尽头，防火门再过去三十步的地方。
第二件怪事发生在那之后不久。
那天下午我肚子疼，跑去厕所。男厕所的灯管坏了，只剩一盏日光灯在尽头的角落里苟延残喘，发出忽明忽暗的白光，把整个厕所照得像一个巨大的暗房。我推开隔间的门，刚要进去，一抬头，看见对面隔间上方的矮墙上蹲着一个人。
那块矮墙只有二十多厘米宽，是隔间之间的隔断延伸上去的，离地将近两米高，平时从来没有人踩上去过。他就蹲在那里，两只手抱着膝盖，下巴搁在膝盖上，像一只蹲在枝头的鸟。
又是他。
我皱着眉进去蹲下，一边解决一边抬头看他，越看越生气。厕所里的气味不好闻，潮湿的、发酵的、混合着洁厕灵刺鼻的化学味。他蹲在那个又窄又脏的矮墙上，灰色卫衣的衣角垂下来，像一块褪了色的抹布。我忍不住说：“哥们儿，你上次站栏杆，这次蹲墙上，你到底在干嘛？你这一下把我吓得差点使不上劲儿。”
他没笑，低下头瞥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没有恶意，也没有友好，像看一块砖、一根水管，一个无关紧要的物件。然后他把头转回去了，继续面朝墙壁，一动不动。
我上完厕所洗了手，临走时又看了他一眼。他还蹲在那里，像一尊被人放错位置的雕塑。
回到宿舍，我跟室友老周借东西，顺嘴提了一句：“你去厕所小心点，上次我跟你说那个神经病又来了，蹲在隔间墙上。”
老周拿着纸就出去了。不到一分钟他就回来了，脸色正常，手里还攥着那卷卫生纸。
我问他：“看见那人了吗？”
老周把纸递给我，莫名其妙地看了我一眼：“没人啊，厕所里一个人都没有。你是不是看花眼了？”
我的手指顿了一下。我接过纸，没再说话。厕所总共就六个隔间，从门口一眼能望到底，蹲一个人不可能看不见。可他走了不到一分钟，那个人又不是壁虎，能翻窗跑？我坐在椅子上，脑子里乱成一团。
又过了十多天，那天晚上我从食堂回来，一个人上楼。楼梯间的灯管只剩最后一盏还亮着，昏黄的光从头顶照下来，把台阶的棱角切得又硬又黑。走到三楼半拐角的时候，楼梯上躺着一个人。
他直直地躺在台阶上，两只手交叠在腹部，十指交叉，闭着眼睛，像一具被摆放整齐的遗体。他穿着那身灰色卫衣，卫衣的帽子压在身下，脸朝上，嘴唇微微张开。楼梯间的气流从下往上涌，吹得他额前的头发轻轻晃动。
我站在两级台阶下面，心脏像被人一把攥住了。我认出了那件灰色卫衣，认出了那张没有血色的脸。他躺在那里，呼吸均匀，胸口微微起伏，像只是在午睡。可在楼梯上？在人来人往的楼梯正中间？
我没有跟他说话，也没有停下来。我从他旁边绕了过去，贴着墙根，肩膀擦着墙皮，一步、两步、三步，像走过一具躺在路中间的尸体。我上了四楼，回到宿舍，把门关上，后背靠在门板上，深吸了好几口气。
我跟老周聊起这个人，把他的长相、穿着、走路的姿势，还有他蹲在隔间墙上、站在栏杆上、躺在楼梯上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老周听着，笑着骂了几句，说我是不是撞邪了。然后他忽然问了一句：“他到底住哪个房间？”
我说：“走廊最里面，尽头那间。”
老周的笑容顿了一下。他放下手里的杯子，看着我，那眼神变了，不再是玩笑，像在确认什么。“不对吧，”他说，声音低了几分，“咱这层楼只到四二八，四二八再过去就是封死的。那几间房十年前就没用了，门上还有封条，怎么可能住人？”
我没接话。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一宿没合眼，盯着上铺的床板，老周翻身的动静、阿杜的梦话、小飞磨牙的声音，全听得一清二楚。脑子里反复转着老周那句话——封死的。封死了十年。
第二天，我走到走廊的另一头。我以前很少走那么远，总觉着那边没什么可去的，四二八就是最后一间，再往前是墙。可那天我走过去了。走过四二六、四二八，走到走廊本该继续延伸的地方——一堵木墙堵在那里。白色的漆皮已经发黄起皮，用手指一敲，发出空洞的“咚咚”声，像敲在空箱子上。木墙的接缝处嵌着干裂的腻子，地面和墙脚之间落了一层灰，没有脚印，没有任何人靠近过的痕迹。墙角有一张发黄的封条，印着红章，字迹模糊得几乎看不清了。
我站在那堵木墙前，把手掌贴上去，木头冰凉，像摸到了一块冰。我闭上眼睛，回忆一个月前的那个画面——他端着脸盆，走过防火门，走过四二六、四二八，走到走廊的尽头，拧开门把手，进去了。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他进去了。可那扇门现在是一堵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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