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到的第一天晚上，八点多，跟我说去洗个澡。女浴室在一楼走廊尽头，几盏日光灯坏了大半，只剩一盏亮着，忽明忽暗的，发出细微的嗡嗡声，像是在跟什么人说话。我本来想陪她去，她说不用，让我在宿舍等着。
她去了大概二十分钟。我坐在床沿上翻报纸，翻了五六页，一个字也没看进去。
门忽然被撞开了。我媳妇跌跌撞撞地冲进来，整个人扑倒在地上，膝盖磕在水磨石地面上，咚的一声。她浑身抖得像筛糠，脸白得像纸，嘴唇发紫，额头上全是汗。头发还是湿的，往下滴着水，水珠顺着脸颊淌下来，分不清是水还是泪。她的眼睛瞪得老大，瞳孔散着，像是看见了什么这辈子都忘不掉的东西。
我赶紧把她扶起来，灌了半杯热水，拍着她的背，好半天她才缓过气来。她断断续续地说了两件事，每说一句，我后背的汗毛就竖起来一根。
第一件，发生在女浴室里。
她说她进去的时候，里面水汽弥漫，雾气腾腾的，日光灯的光被水雾搅得昏昏沉沉。她看见两个女人蹲在墙角洗澡，只看见轮廓，看不清脸。她没在意，找了个淋浴头，打开水，湿了头发，抹上香皂，正闭着眼冲洗。泡沫流进眼睛里，她伸手去抹，耳朵里忽然听见隔壁传来哭声。那哭声离她很近，就在一板之隔的淋浴间里，闷闷的，带着压抑的抽泣，像有人捂着嘴在哭，又像是从水底下翻上来的气泡。她喊了一声：“谁？怎么了？”哭声忽然停了，像是被人掐住了喉咙。她抹掉脸上的泡沫，拉开隔板上的帘子，探出头去——隔壁淋浴间空空荡荡，水龙头还滴着水，一滴，一滴，在地砖上砸出细小的水花，溅在灰白色的瓷砖上，像一只只眯着的眼睛。她走到走廊上，左右张望，整个浴室里只有她一个人。刚才那两个人，不见了。
她以为自己听错了，匆匆冲掉身上的泡沫，胡乱穿上衣服，逃出了浴室。
第二件，发生在操场上。
从浴室回宿舍要穿过大半个院子。那是边境的春天，夜风还带着凉意，像从冰窖里吹出来的。院子里没有路灯，只有远处的病房楼透出几扇亮着灯的窗户，惨白惨白的，像一排睁开的眼睛。她攥着衣领，低着头快步走，鞋跟踩在水泥地上，笃笃笃，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响。她不敢往两边看，可她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盯着她，那目光冷冷的，黏糊糊的，像有人在她脖子后面吹气。
走到操场边的时候，她余光瞥见路旁那棵大榕树上，挂着一件白色的东西。像是一件白衬衫，又像是一个白纸袋，在风里一飘一飘的，忽上忽下。她忍不住侧过头去，眯着眼仔细看了看——那不是衣服，不是纸袋。那是个人。一个穿白衣服的女人，长发披散，垂到腰，身体悬在半空中，围着树梢慢慢转圈，像被一根看不见的线牵着。她的脚，离最高的树枝还有一尺。她没有下半身。她的腰以下，什么都没有，空荡荡的，白裙子垂下来，像一条没有尽头的瀑布。
她说到这儿的时候，声音已经完全变了，又尖又细，像指甲刮玻璃。她的手指死死攥着我的胳膊，指甲掐进我的肉里，我疼得龇牙，可我没有甩开她。我知道她不是在编瞎话，她从来不会编瞎话。
我的脸色一点一点沉下去。我的腮帮子鼓了又瘪，太阳穴上的青筋一跳一跳的，像有一条虫子在皮底下钻。
我把她扶到床上，给她盖上被子，倒了杯热水放在床头柜上。然后我站起来，走到门口，转身拿起桌上的电话，猛摇了几下。话筒里传来接线员的声音，我说：“接警卫班。”
“所有人，全副武装，到我宿舍门口集合。”我的声音不大，可每个字都像铁块砸在地上，砸在水泥地上，砸出坑来。
不到三分钟，七个人全到了。冲锋枪挎在肩上，弹匣插在腰间，手榴弹挂在胸前，黑黝黝的，在灯光下泛着冷光。小李站在排头，脸绷得紧紧的，嘴角往下撇着，眼睛里有害怕，可更多的是兴奋——那种要上战场的兴奋。我从墙上摘下自己的五四式手枪，别在腰里，拉了一下枪栓，咔嗒一声，清脆又冷酷，像咬断了什么东西。
“跟我走。”
我走在最前面，腰杆挺得笔直，军靴踩在水泥地上，咔咔咔。七个人跟在我后面，齐刷刷的脚步声踏在院子的水泥地上，像擂鼓，一下一下，把夜的寂静砸得粉碎。我们穿过操场，走过那棵大榕树。树上什么都没有，月光照着光秃秃的枝丫，在地上投下一片歪歪扭扭的影子，像一张没有五官的脸。我站在树下，抬起头看了很久。树梢在夜风里轻轻晃动，发出沙沙的声音，像有人在头顶上叹气。
我没有停。我带着人走遍了医院的每一个角落——病房楼、门诊部、药房、食堂、太平间。每到一个地方，我命人把灯全打开，把门全推开，把每一个角落都搜遍。我们甚至在太平间门口站了足足两分钟，小李的手电光柱扫过一排排白布蒙着的床，白布底下鼓鼓囊囊的，可什么也没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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