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搜了两个多小时，一直到凌晨一点多才收队。我站在操场上，月光照着我，铁青铁青的。身后七个人笔直地站着，枪托抵着地面，一声不吭。
“从今天起，”我的声音在空旷的操场上回荡，“每夜两人一班，全副武装巡逻，不许间断。谁看见什么，立刻报告。谁敢乱传谣言，军法处置。”
没有人说话。风从远处的山岗上吹过来，吹得白杨树的叶子哗啦哗啦响，像有人在拍手。
说也奇怪，自那天晚上以后，医院里的怪事一天比一天少了。有人说，是那些东西怕了——活人怕它们，它们也怕枪。也有人说，是那晚我们八条枪的杀气太重，把它们镇住了。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之后，我在医院又待了三年，再也没人见过那个穿白衣服、没有下半身的女人。
我媳妇后来再也没去过边防。她从来不提那天晚上的事，我从来不问。偶尔有时候夜里她忽然坐起来，满头大汗，眼睛直直地盯着窗外，我就把她搂过来，拍拍她的背，说“没事，做梦了”。她点点头，又躺下去。可她的手一直攥着我的胳膊，攥得很紧，直到天亮才松开。
退休以后，有一次喝了酒，红着眼眶跟我孙子说起这段往事。我的声音很低，像是在说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我不怕打仗，不怕死。子弹从耳朵边上飞过去，眼睛都不眨一下。可那天晚上，我带着七个人满院子搜，其实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我怕的不是找不着，是怕——真的找着了。”
我放下酒杯，看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好半天没说话。窗外什么也没有。风，树，和渐渐沉下去的暮色。可我的眼睛一直盯着远处某个地方，像是那里还站着一个人。穿白衣服，长发，没有下半身，在半空中慢慢转着圈。等着下一个抬头看的人。
我孙子后来当了兵，分到了边防部队。送他走的那天，我站在火车站台上，拉着他的手，使劲攥了一下。我说：“晚上巡逻的时候，两人一班，枪里压满子弹。听见什么动静，别回头，只管往前走。”
他看着我，不懂，但他点了点头。火车开走了，铁轨上的烟慢慢散开，什么也没有了。我站在站台上，风吹过来，凉飕飕的。我打了个哆嗦，把领口紧了紧，转身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