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当兵第二年的事。九四年的夏天，我刚满二十岁，从南方老家到了东北。那个冬天差点没把我冻死，零下三十几度的天，哈出来的气能在眉毛上结一层白霜，洗脸水泼出去还没落地就凝成了冰碴。可我骨子里有种不想认输的劲儿，训练成绩从倒数一路往上爬，第二年开春的时候被调到了野战部队。
那支部队是尖刀单位，挑的都是各个连队冒尖的兵。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深山老林里摸爬滚打，七天的野外生存只给两三天干粮，剩下一半靠自己找。山里什么都有，野果子、溪水、蛇、不知名的蘑菇，有回一个战友吃了不认识的菌子上吐下泻，脸都绿了，营长骂骂咧咧地从树上扒了层树皮让他嚼，才算把肚子里的东西压住。那会儿谁身上都有伤，膝盖上的淤青还没消又添了新的，夜里躺在防潮垫上浑身疼得翻不了身，可没人吭声。都知道秋天有场大演习，谁掉链子谁就是全营的罪人。
那年六月初，上面下了通知，演习规模很大，我们营是突击分队。训练量翻了倍，方阵队列、战术穿插、夜间急行军，一天接一天地磨。六月中旬，营长宣布了新一轮计划，全营进山，七天野外拉练，出来之后沿途休整，等运输车来接。
那七天具体怎么过来的我记不太全了。只记得每天的脚底板都像是踩着炭火在走，翻了一座山又一座山，山连着山，树挨着树，走得人麻木了，脑子里什么都不装，就是一个字：走。干粮第三天就见了底，后头靠溪水和野果子撑着，嘴唇裂了口子，拿舌头一舔就是一股铁锈味。第七天下午从林子里出来的时候，全营一百来号人脸上都蒙着一层灰扑扑的泥，有几个人的胶鞋底磨穿了，拿树皮拧的绳缠了又缠，走一步脚底下沙沙响。
上级安排我们在沿途一个村子扎营休整两天。那村子在地图上没有名字，就是山坳里一片稀稀拉拉的房子，红砖墙，泥巴路，鸡在路边刨食，狗趴在门槛底下睡觉，几十户人家，住了些老人和小孩，年轻的劳动力大概都出去打工了。我们在村东头一口老水井边上扎了营，炊事班架起锅烧了热水，热汤下肚的那一刻，我整个人像重新活过来了一样。那天谁也没心思干别的，吃完就倒进帐篷里，一觉睡到第二天日头上了三竿才醒。
第二天中午营长开了个短会。他站在那口井的台子上面，双手叉着腰，脸上晒脱皮的地方还红着。他说上级交代了一件小事，这村的村干部反映最近夜里老有哭声，闹得老百姓不敢出门，乡里来人看过也没查出啥名堂。他说话的时候嘴角带着点笑，底下的兵也跟着笑起来。都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枪都扛过的人，谁怕什么鬼哭。
营长把烟头摁在井台边上，拍了拍手说今天晚上都警醒着点，听见动静别慌，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那晚十一点多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被那个声音吵醒了。
先是隐隐约约的一缕，细细的，像风从门缝里挤进来时的呜咽，然后慢慢放大，放大，变成了一个女人尖尖的哭声。那声音不像正常人哭的那样断断续续的，而是一口气吊着往上拔，拔到了一个尖上又落下来，落下来又拔上去，在嗓子眼和鼻腔之间来回地撕扯。村子四面环山，那哭声撞在石壁上弹回来，弹回来又撞出去，叠了一层又一层，嗡嗡地裹在人耳朵上。
我坐起来的时候旁边的兵也坐起来了。帐篷里黑漆漆的看不见脸，只听见压得极低的呼吸声。有人小着声说了句这啥动静，没人回他。帐篷外面连狗都不叫了，风也没有，虫也没有，整个村子像是死了一样，只有那个哭声在头顶的群山之间荡过来荡过去。我在黑暗中攥着被角坐了大半宿，眼皮底下那片地上落着一小块月光，纹丝不动。三点多的时候那声音忽然停了，像有什么东西掐断了它，干净利落，一点余音都没留下。
白天的村子格外安静。老百姓看我们的眼神跟看救星似的，又像是怕我们也被吓跑了，欲言又止的。我们自己内部也炸了锅，城市来的兵说是风灌了山缝，农村来的兵脸都白了，有个河南的战友说他们老家老人讲过，这种哭声他认得，说完自己就把嘴闭上了。营长最后拍了板，说今天夜里全营集合，十点半出发，顺着声音摸过去，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天黄昏的时候我坐在帐篷口擦枪，枪管上那块油布来回地抹，手底下的铁是凉的。天从橘红变灰蓝，再从灰蓝变墨黑，月亮没出来，星星让薄云挡了大半，村子西边那排山脊的轮廓在天边黑乎乎地压着，像谁拿墨笔勾出来的。十点半哨子响了，全营一百多号人排成搜索队形往村中间走，脚底下的泥巴路被夜露打湿了，踩上去闷闷的。
十点四十五左右，那个哭声又来了。开头是一小截轻轻的试探，像谁在清嗓子，然后慢慢放开，慢慢放大，到十一点的时候跟昨晚一模一样了，尖尖的、直直的，绕着山壁来回地弹，一声叠着一声。营长打了个手势，全队加速朝声音方向穿插过去。我们穿过村子，家家户户门窗紧闭，灯全黑着，白天见过的那几只狗全没了踪影，连鸡窝里都没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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