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传来不知名的鸟叫，清脆而悠长，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呼唤。小雪在病床边已经坐了整整一个上午，眼睛盯着监测仪上跳动的数字，像是要从那些绿色的波形里读出什么秘密来。
穆大哥推门进来，手里拿着刚洗好的毛巾。“小辉今天脸色看着好些了，”他说着，把毛巾搭在床头，“昨儿个发烧可把我急坏了。”
小雪转过头，勉强笑了笑。是啊，昨天下午三点十七分，辉子的体温突然升高到三十七度八。那个数字在体温计的显示屏上亮着红光的瞬间，她的心脏几乎停跳了一拍。整整两百一十六天了，每一天都是重复的监测、擦洗、翻身，可每一次小小的异常都像是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一圈圈让她喘不过气的涟漪。
“我去叫冷大夫的时候，手都是抖的。”小雪轻声说，仿佛在对着昏迷的丈夫低语，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穆大哥点点头，熟练地检查着辉子手背上的留置针。“冷大夫来得快，处理得也及时。退烧针打下去，四个小时体温就降下来了。”他顿了顿，“不过啊，发烧有时候也不全是坏事。说明身体还在战斗，免疫系统没彻底罢工。”
这句话像是一道微弱的光，照进了小雪心里最黑暗的角落。她伸手握住辉子冰凉的手，那双手曾经温暖有力，如今却软绵绵地任由她摆布。她开始按照护工教的手法给他按摩手指，从指根到指尖，缓慢而坚定。
“你知道吗，昨天他好像皱眉了。”小雪忽然说。
穆大哥停下手中的动作：“什么时候？”
“发烧退下去之后，大概晚上八点多。我在给他擦脖子，他右边的眉头轻轻皱了一下，就那么一瞬间。”小雪的声音有些颤抖，像是害怕说出口后，那个瞬间就永远消失了。
穆大哥没有立刻回应。在康复科工作了十一年，他见过太多家属描述的这种“微小的迹象”。有时候是真的，有时候是希望太过强烈而产生的幻觉。但他从不戳破这些希望，因为希望本身，就是支撑这些人走过漫长日夜的唯一燃料。
“我去找冷大夫问问，”穆大哥说，“也许该再做一次脑电图。”
病房的门被轻轻推开，冷大夫拿着病历本走了进来。她四十出头的样子，白大褂总是一尘不染，说话声音温和但有力。
“昨晚睡得怎么样？”冷大夫一边问，一边查看辉子的瞳孔反射。
小雪摇摇头：“基本没睡。”她顿了顿，“冷大夫，昨天退烧后，他好像皱眉了。”
冷大夫的检查动作没有停，她抬起辉子的眼皮，用小手电筒照射瞳孔。“左侧瞳孔对光反射比上周好一些，”她客观地记录着，然后转向小雪，“脑损伤后的恢复过程中，偶尔会有一些不自主的肌肉活动。我们需要更多、更持续的观察。”
小雪的心沉了一下，但又立即抓住了冷大夫话语中那一点点的可能性：“所以您是说，这可能是好的迹象？”
“任何变化都值得关注。”冷大夫合上病历本，“今天下午三点，我们给他再做一次详细的神经反应评估。不过小雪，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恢复的路还很长。”
病房里安静下来，只有监测仪规律的滴答声。穆大哥开始准备给辉子做关节活动训练，他小心翼翼地将辉子的手臂抬起、放下，动作专业而轻柔。
“穆大哥，您照顾过最长的昏迷病人有多久？”小雪忽然问。
穆大哥的手微微停顿，然后继续着训练动作。“四年七个月。”他平静地说，“后来他醒了，虽然没能完全恢复，但能认人，能说简单的词。他女儿结婚的时候，他坐在轮椅上出席了婚礼。”
小雪的眼睛里涌起泪水。四年七个月，那是一千六百多个日夜。可是至少，那个人等到了女儿穿婚纱的样子。
“辉子会醒的，”她擦去眼泪，语气坚定起来，“他答应过我，要带我去看极光。他从不食言。”
午后的阳光透过百叶窗，在病房的地板上投下一道道明亮的光带。小雪开始给辉子读他们恋爱时的信件。那些信纸已经泛黄，字迹有些模糊，但字里行间的温度仿佛从未冷却。
“亲爱的雪，”她念道，“今天在图书馆又遇见你了，你坐在靠窗的位置，阳光把你的头发染成了金色。我假装找书，在你旁边转了三圈，还是没敢开口...”
她的声音温柔而平静，像是山涧的溪流，不急不缓地流淌着。穆大哥在一旁整理药品柜，偶尔会抬头看看这对夫妻。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见过太多放弃的家属，也见过更多像小雪这样坚持的人。他不知道辉子是否能听见妻子的声音，但他知道，这些声音一定会以某种方式，抵达某个地方。
冷大夫下午准时带着评估小组来了。他们用各种小工具测试辉子的神经反射，记录他对声音、光线、触觉的反应。小雪站在病房角落，双手紧紧交握，指甲几乎嵌进掌心。
“疼痛刺激有轻微反应。”冷大夫对助手说，“记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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