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四年的冬天，寒风像得了失心疯，赖在运河两岸的旷野上，把泥土冻成铁疙瘩，把树枝冻成脆骨头。运河封了冻，冰面上积着薄雪。乡间百姓把柴门关得严严实实，可挡不住风从门缝里钻进来，灶膛里的柴火稀稀拉拉，好些人家一天只烧一顿热食，吃完就裹着棉被缩在炕上，全家挤成一团。
吴桥城北二里地，登州右营的营地蜷在那儿，像一群冻僵了的牲口。
帐篷破破烂烂，帆布上补丁摞着补丁，有几顶被风撕开了大口子，拿草席胡乱一堵，风一吹哗啦啦响。营地周围没有壕沟，没有栅栏，连辕门都歪歪斜斜的——这根本不像准备打仗的军队，就是一群在寒风里苟延残喘的活物。士兵们挤在帐篷里靠彼此的体温扛着，生火的柴薪早烧光了，有人拿湿树枝点火，浓烟灌得满帐篷都是，呛得人咳嗽不止，可火苗就是起不来，只在里头冒烟。人嘴里呵出的白气散到半空就成了霜花，挂在胡子上、眉毛上，伸手一摸硬邦邦的。
有人饿得扛不住了，把破棉袄撕开，揪出里头那点发黑的旧棉絮塞进靴子里，好歹让脚趾头别冻掉。可棉袄没了棉絮更不顶事，风一吹透心凉。伙头兵拎着铁锅转了一圈又一圈，锅里连糊底的锅巴都刮干净了，灶膛里只剩一堆冷灰。
帅帐比普通帐篷略大一圈，挂着两层布帘子挡风。里头烧着一盆炭火，半红半灰，勉强把寒气逼退到帐子边上。孔有德坐在炭盆旁，一只手伸在火上方来回翻着，另一只手里攥着一块干饼子，掰下一小块塞进嘴里，慢慢地嚼，嚼了半天才咽下去。
他掀开帐帘往外看了一眼，天色灰沉沉的。放下帘子，又看了看手里那块干饼子——最后一块了。吃完了，明天拿什么填肚子？
都怪这鬼天气。不，都怪那个催命的朝廷。中秋刚过就让他们出海，说什么跨海直捣敌后，兵部那帮连海都没见过的大老爷拍着脑袋想出来的妙计。他孔有德在辽东打了多少年仗，海上的事他能不知道？就东江军那些破船，吃水不过几尺深，遇见风浪就得翻。他带着船队在海上漂了半个月，实际上根本就没走出多远，只在近海几个岛之间兜来兜去，把带的粮草吃得差不多了，就理直气壮折回了登州。报上去的理由响当当：“遭遇罕见风暴，钱粮损失殆尽，战马折损过半。”
孙元化不傻。这个登莱巡抚是从战场上爬起来的文官，懂兵事，不好糊弄。听说孙元化在衙署里摔了一方端砚，可再心疼也得认。朝廷催促进兵的文书一封接一封，跟催命符似的。孙元化只能强压怒火东挪西凑，又挤出一批粮饷，严令孔有德改走陆路北上，还额外拨了一笔专款让游击李九成去采买战马。
九月底磨磨蹭蹭出了登州。孔有德骑在马上回望城门楼子，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他在辽东打了半辈子仗，毛文龙活着的时候他跟毛文龙，毛文龙死了他跟着东江残部归了登州，归了孙元化。孙元化待他不薄，可孙元化不明白辽东的事。建奴是什么人？马背上长大的野人，骑射比吃饭还熟。让他带着三千多步卒去跟建奴硬碰硬，那不是打仗，是送死。
所以这路走得就慢。每天二三十里，遇河搭桥歇一天，遇雨休整歇两天，遇到镇子“采买物资”更要歇三天——说白了就是纵兵跟地方上要粮食要草料。百姓闻风就藏，可架不住人多，终究要给。有回一个村子里的人跑得精光，连锅都沉了井，士兵们气得把人家房顶掀了找藏在梁上的腊肉。这种事孔有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闹出人命来就行。
走到青州地界的时候，大凌河城失陷的消息到了。祖大寿带着大凌河城的残兵降了建奴。消息传开那天，整个右营的营地里死一样安静，连平时最爱骂娘的几个兵痞子都不说话了。孔有德把自己关在帐子里一整天没出来，第二天出来时，嗓子哑着，只说了一句：“暂停前进，观察形势。”
就这么拖到了闰十一月。一场大雪铺天盖地落下来，白了房屋白了树白了官道。孔有德顺理成章下令扎营吴桥，待来年春暖花开再行北上。
“弟兄们——”他站在雪地里朝三千多人喊，“天寒地冻，大雪封路，朝廷的苦衷咱们体谅，可弟兄们的性命更要紧。且在此地歇上一歇，等开了春再走。”
底下没人吭声。几千双眼睛看着他，冷的、热的、麻木的都有。
孙元化在登州接到禀报，气得脸都青了，最后还是拨了一批粮草过来。可粮草在路上一走就是十来天，等到了吴桥，大半被沿路的兵痞和灾民劫走了。真正落到右营手里的，也就够吃个七八天。
之后呢？没人知道。
东江兵不好带。这些兵多半是辽东逃难过来的，军纪本来就不好。吴桥本地士绅百姓对这支“客军”深恶痛绝，孔有德部一到，县城就闭门罢市，商铺歇业，百姓躲瘟疫似的躲着他们。
军官们还能靠克扣粮饷和私下倒卖军资勉强维持体面，底层的大头兵就惨了。饥一顿饱一顿是常态，怨气一天天攒着，谁都知道迟早要溢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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