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三年七月二十八。
济南府，布政使司后堂。
张文远坐在太师椅里，手指轻轻叩着案几边缘。
这是他心烦时的习惯动作。二十年来，这个细微的习惯出卖过他无数次情绪，但他始终改不掉。
案上摆着两封信。
一封是滨州知州王明远差人连夜送来的密禀。字迹工整，语气谨慎，但字里行间透着掩不住的焦虑。
“……巡盐御史周昌言突至利津，不居馆驿，不赴接风，当日至盐场勘验，次日即提审王福生。
县衙大牢戒严，盐运司张懋修大人求见三次，皆被以‘正在查案’为由婉拒……”
张文远的手指叩得更快了。
另一封信，是他在都察院的旧交托人递来的私函。只有寥寥数语，却像一块烧红的烙铁，压在他胸口。
“周某离京前，曾独对御座两刻钟。今上问盐政，对答甚详。去向东，非都察院本意。”
独对御座。
两刻钟。
张文远缓缓将信纸折起，投入手边的炭盆。
火舌舔舐着纸页，将那些工整的馆阁体字一个一个吞噬。
他盯着火焰，瞳孔里跳动着晦暗的光。
周昌言不是都察院派来的。
是皇上。
这个认知让他脊背发凉。
他张文远在山东官场经营二十年，从七品推官做到三品参政，见过太多风浪，也踩过太多人的肩膀。
可他从未与天子的目光正面相遇。
那目光太远，远到济南府离北京一千二百里，远到他以为自己在这片土地上可以只手遮天。
现在他知道，那目光从未离开过。
只是从前它照在别处。
如今，它落在了利津。
落在了那个与他有怨、却偏偏动不了的年轻知县身上。
“东翁。”
幕僚宋先生的声音在门口响起，将他从纷乱的思绪中拉回。
“进。”
宋先生趋步而入，神色比往日更加凝重。
“盐运司周运使那边……递了句话来。”
“说。”
宋先生压低声音：“周士楷的意思是，钱知事这个人，保不住了。
盐运司想让他‘病退’，从此不再过问盐务，算是给周昌言一个交代。但盐运司的底线是：案子到钱知事为止，不能再往上查。”
张文远没有立刻接话。
他知道周士楷在怕什么。
钱知事是周士楷的人，这一点盐运司上下皆知。
若钱知事被查出勾结海匪、引贼入室、杀官灭口……那周士楷就算撇得清干系，也脱不了一个“驭下不严、失察之罪”。
而从三品盐运使的“失察之罪”，够他喝一壶了。
“周昌言会答应吗？”张文远问。
宋先生苦笑：“难说。这位巡盐御史的脾性，东翁也是知道的。他若肯通融，就不会在都察院得罪那么多人。”
他顿了顿，试探道：“属下斗胆……东翁与周运使，可有需要……”
“不必。”
张文远抬手止住他，声音低沉而疲惫：
“告诉周士楷，布政司与盐运司素无往来，此事本官不便置喙。他若要断尾求生，那是他自己的事。”
宋先生一怔，旋即明白过来。
这是要彻底切割。
不是不帮，是不能帮。
因为周昌言的目光，已经落在了山东。
这时候任何与盐运司的私下往来，都可能成为被弹劾的把柄。
张文远可以怨卢象关，可以盼着他倒台，可以暗中推波助澜。
但他绝不能让自己沾上一丝“内外勾结”的嫌疑。
宋先生垂首：“属下明白了。”
他退出后堂，轻轻带上门。
张文远独自坐在渐暗的光线里。
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自己刚刚考中进士、踌躇满志地踏上仕途时，父亲曾对他说过一句话。
“远儿，官场如深渊。你往前走，身后就是万丈悬崖。不许回头，也不能停。”
他那时年轻气盛，不懂这句话的意思。
此刻他懂了。
他不能停。
停了，就是万丈悬崖。
他重新坐直，铺开一张空白信笺，提笔蘸墨。
笔锋落在纸上，凝滞片刻。
然后，他开始写。
不是写给盐运司，不是写给滨州。
是写给北京的。
收信人那一栏，他只写了三个字：
周延儒。
他写得很慢，每一个字都斟酌再三，每一句话都留下转圜余地。
他没有提卢象关。
也没有提周昌言。
他只是以山东布政司左参政的身份，向当朝辅臣“请教”一桩难事：
利津县新设官办工坊、造无帆快船、用海外工匠……是否合制？
写完最后一个字，他搁下笔，望着窗外沉沉的夜色。
夜深了。
济南府的更鼓远远传来，一声，两声，三声。
张文远将信笺封入火漆，唤来心腹家人。
“连夜进京。”
他说，“亲自送到周府，面呈周学士。”
家人领命而去。
脚步声渐渐消失在回廊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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