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河县政府大院坐落在县城中心偏北，与繁华的商业街隔着一道不宽不窄的马路，自成一体，闹中取静。大院门口，四座外观几乎一模一样、只是层高略有差异的灰色办公楼一字排开，沉默地矗立着，这便是老百姓口中戏称的“四大班子”——委、大、府、协（这也审核不过%）各据一隅。门楼是那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流行的仿古式样，飞檐翘角，漆色已有些斑驳。最引人注目的是门口那四根需要两人合抱的朱红色大柱子，撑起了威严的门脸。柱子顶端光秃秃的，据说早年每根柱子顶上曾安放过一个硕大的汉白玉石球，取“稳固”、“圆满”之意。不知从何时起，民间流传开一个段子，说“沙河县的四大班子，顶个球用？”后来白焕新主政时期，不知是听了这笑话心里不痛快，还是出于别的什么考虑，大手一挥，让人把那四个“球”给拆了。结果老百姓的嘴更刁了，新段子应运而生：“得，现在连球用都不顶了！”
张舒铭提着那个半旧的旅行包，站在县政府大院那两柱光秃秃、漆色暗沉的红漆柱子之间，仰头望了望门楣上庄严的国徽。门房里，两道目光透过玻璃窗，如同探照灯般精准地落在他身上，带着体制内最前端哨卡特有的、混合着警惕与评估的审视。这道无形的“门槛”，他今天算是结结实实地撞上了。
他深吸一口气，走到门房窗前，对里面那位穿着笔挺制服、坐姿端正、面容严肃的中年保安出示了调函和介绍信，声音平稳：“同志你好，我是来县政府办公室报到的，张舒铭。”
保安接过那两张盖着红章的文件，动作不疾不徐。他先拿起老花镜戴上，然后凑近灯光，开始逐字逐句地审阅，嘴唇无声地翕动，仿佛在默念。目光在纸面和张舒铭的脸上来回扫视了好几遍，尤其在那张略显疲惫、穿着普通夹克、提着旧行李包的形象上多停留了片刻，眉头渐渐拧成了一个疙瘩，像是遇到了什么费解的难题。
“张舒铭？”保安抬起眼皮，从镜片上方打量他，语气里透着毫不掩饰的公事公办和一丝若有若无的挑剔，“县政府办？没接到办公室华主任那边的通知啊。”他顿了顿，像是想起了什么，语气加重，带着点“你别想蒙我”的意味，“李县长的秘书？不是一直由县委办的刘主任在兼着吗？刘主任每天进出，我都认得。”
他刻意将“刘主任”三个字咬得清晰而郑重，仿佛在强调某个既成事实和某种无形的层级。在县政府大院里，司机可以被叫“某科”，普通科员可能被尊称“某局”，秘书被喊“主任”更是常态，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抬举”学问。保安此刻抛出“刘主任”，既是在质疑张舒铭身份的真伪，也是在隐晦地掂量他的分量——一个需要自己提着旧包、拿着纸质调令、无人提前打招呼来报到的新秘书，怎么看，都不太像是什么“要紧人物”。
出了话里的机锋，面色不变，只是将调令又往前推了推，指向上面的红头文件和组织部的大印：“同志，这是正式的调令和组织关系介绍信。李县长亲自点的将，让我今天来报到。您看，这章和文号都齐全。要不，您帮忙给政府办华主任或者李县长的办公室打个电话核实一下？”
保安的目光再次落在那鲜红的印章上，仔细辨认了一番，确是真章无疑。他脸色稍缓，但那份“看门人”的矜持和程序至上的固执并未消退。他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慢条斯理地说：“章是真的不假。不过，小伙子，咱们这儿有规定，陌生面孔进门，尤其还是这么重要的岗位，光有纸不行，必须得有里面的确认电话，或者有领导、办公室的人出来接。这是规矩，也是为了安全，你说是不是？万一……是吧？”他拖长了调子，未尽之意显而易见，目光再次扫过张舒铭朴素的衣着和简单的行李，那眼神仿佛在说：你这模样，可不太像能被李县长亲自点将的“大秘”啊。
就在张舒铭有些无奈时，一辆黑色的帕萨特轿车缓缓驶到门口，按了下喇叭。车窗降下，露出一张带着金丝眼镜、文质彬彬的年轻面孔。
“张舒铭？真是你啊！”车里的人眼睛一亮，语气带着惊喜。
张舒铭闻声看去，也认出了对方——田光博！、“光博？好久不见！”张舒铭也笑了。
田光博对司机示意了一下，自己推门下车，走了过来。他穿着一身合体的藏青色夹克，白衬衫，标准的机关干部打扮，但气质更偏文气。他先是对门房保安点了点头，语气温和却带着一种自然的距离感：“王师傅，这位是新来的张舒铭同志，李县长的秘书，来报到的。我认识，我带他进去就行。”
刚才还一脸公事公办、带着几分审视的保安，瞬间变了一副神色，脸上堆起热情甚至带着点谄媚的笑容，腰杆都不自觉弯了几分：“哎哟！是田主任的朋友！您看这事儿闹的，张秘书，对不住对不住，刚没认出来，您快请进，快请进！”说着，已经手脚麻利地按开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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