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取出一份名单，递给韩章：“这是从京城‘影子’及各地抽调的精干吏员、年轻御史、国子监学生，共计两百人。他们已分批潜入江南各府县，以‘游学’、‘访友’、‘行商’等身份为掩护，暗中监察地方官推行新政的实际情况。凡有欺瞒、敷衍、勾结残余势力者，他们会第一时间密报。同时，我们也在各地广设‘举报箱’，鼓励百姓检举不法。”
韩章接过名单，仔细看去，上面人员分布详细，覆盖了江南几乎所有重要城镇。他心中稍安：“陛下与陆公思虑周全。如此明暗两条线，或可最大程度防止阳奉阴违。”
陈肃点头：“另外，对三大世家核心成员的审判与处置，也需尽快进行，以震慑余党，安定人心。陆公临行前交代，首恶如陆文渊、顾延章、沈擎天等，必须押解回京，由三司会审，明正典刑，昭告天下。但其家族中罪行较轻、或确有悔改表现的旁支子弟，可网开一面，允其分家析产，自谋生路，以分化瓦解。”
“还有，”陈肃补充道，“对那些主动投诚、并提供关键证据的世家成员，如顾延礼等人，应按承诺给予优待，甚至可酌情授予官职，作为‘榜样’。这既能安抚人心，也能引导其他观望者效仿。”
韩章一一记下。他知道，这不仅仅是一场司法清洗，更是一场复杂的政治与社会改造工程。既要雷霆手段铲除毒瘤，又要小心翼翼避免社会剧烈动荡；既要清算罪恶，又要给大多数人留出路。
接下来的日子，江南各州府，如同被投入巨石的湖面，波澜骤起。
在“戴罪立功”的压力和暗中监察的双重作用下，许多地方官不得不硬着头皮，开始推行那些曾经极力抵制的新政。清丈田亩的队伍，在衙役、兵丁的护卫下，开始深入乡里，丈量土地，登记造册。那些曾经被世家隐匿、或强占的田产，一处处被清查出来。
起初，阻力巨大。地方乡绅、宗族族长、甚至是普通佃户（担心清丈后地租上涨或失去土地），或明或暗地抵制。丈量队伍遭遇围攻、器械被毁、文书被抢的事件，时有发生。
但这一次，朝廷的态度异常强硬。
凡暴力抗拒清丈者，为首者当场锁拿，从者驱散。凡鼓动闹事、散布谣言者，一经查实，严惩不贷。韩章甚至调集了部分留守江南的新军，在几个闹得最凶的县份进行“武装清丈”，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强行推开新政。
同时，朝廷的“惠民”措施也开始兑现。被清丈出的无主田或世家强占田，一部分按“永佃权”低价租给原佃户或无地贫民，另一部分作为“官田”租种，租金比世家时期普遍降低三到五成。官府还组织兴修水利，疏浚淤塞的河道沟渠，并宣布减免部分受灾地区的赋税。
一手大棒，一手胡萝卜。
渐渐地，底层百姓的态度开始转变。他们发现，朝廷这次似乎是动真格的，不仅打击了欺压他们的世家，还真的降低了租税，兴修了水利。虽然清丈过程中有阵痛，但长远看，似乎利大于弊。
而地方上的中小地主、商人，在最初的恐慌过后，也开始重新审视局势。三大世家倒台，空出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和资源。朝廷降低商税、鼓励工商的政策，对他们而言是新的机遇。一些嗅觉敏锐者，开始主动配合新政，甚至投资新的产业。
当然，暗中的抵抗从未停止。
三大世家的残余势力，以及那些利益受损最严重的地方豪强，不甘心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他们转入地下，采取更隐蔽的方式进行破坏：散布“朝廷要没收所有土地”的谣言；暗中威胁配合清丈的农户；贿赂、拉拢意志不坚定的地方官吏；甚至策划小规模的暴动。
腊月三十，除夕夜。
杭州城外二十里的“顾家庄”，一场秘密聚会正在顾家一处偏僻别院进行。与会者十余人，皆是顾家、陆家、沈家未被抓获的死忠分子，以及几个与他们利益捆绑最深的地方豪强。
“韩章那老匹夫，下手太狠了！”一个顾家旁支子弟咬牙切齿，“我顾家在杭州的三处丝厂、五处绸缎庄，全被官府查封接管！族中田产被清丈出七成！这简直是要我们顾家灭族！”
一个陆家管事模样的人阴冷道：“不止产业。我们安插在各地衙门的眼线，被清洗了大半。剩下的人，现在也是战战兢兢，不敢妄动。再这样下去，我们在江南就真的没有立足之地了。”
“必须反击！”一个沈家逃出的私兵头目低吼，“我们在太湖里还有几条船，几十号兄弟。不如劫了官府的粮船，或者烧几个官仓，制造混乱，让朝廷知道，江南不是他们想怎么捏就怎么捏的！”
“不可！”一个年长些的乡绅摇头，“劫粮烧仓，形同造反，正中朝廷下怀。到时候大军镇压，我们更无生路。依老夫之见，不如暂时隐忍，积蓄力量。朝廷现在注意力在北疆，等他们与金帐拼个两败俱伤，国力损耗，自然无力在江南推行如此激进的新政。届时，我们再联络朝中故旧，或可翻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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