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军回到安置点院子里，那些村民从棚子里走出来，拄着拐杖的、扶着墙的、被人搀着的。
那些脸他从小看到大，小的时候喊过他建军哥，后来喊过他王团长，如今都不喊了，就那么看着他，眼睛里全是光。
那些光像一盏盏被重新点亮的灯，照在他身上。没有人说话，风吹过来，把那半截没烧完的布条吹得飘起来，在钻塔的铁架上缠了两圈又松开了。
王建军开口了，声音不高，可每个字都像钉子。“各位乡亲，王家庄的债，我会帮你讨回来的。”
人群里有人哭了一声，压住了。有人攥着拳头，指节泛白。有人低下头肩膀一耸一耸的。王老五拄着拐杖站在最前面，那条瘸了的腿在发抖，可他站得直直的。
他盯着王建军，嘴唇哆嗦着，半天才挤出一句话。声音沙哑，像破了的风箱。“建军，你要是不回来，那我们王家庄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
王建军走到王老五面前，扶住他的胳膊。王老五的手攥着他的手腕，攥得死紧。
旁边有人问建军，李南夏那个畜牲会不会判死刑。王建军说会的。又有人问那些收黑钱的官会不会抓。
王建军说一个都跑不了。还有人大声说建军你可得小心点，那些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王建军点了点头，让他们放心。
王秀英坐在轮椅上，李玉珍推着她从棚子里出来。她看着儿子站在那些乡亲们中间，听着他说那些话。
她的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她没有擦，就让它流。那些泪憋了太久，从腿断了的那天就憋着，从被赶出王家庄的那天就憋着，从住进这铁皮棚子的那天就憋着。现在终于可以流了。
王建军转过身，看着那些熟悉的脸。那些脸上有泪，有笑，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是希望，等了太久几乎灭了的希望。
他攥着拳头，指甲掐进掌心里，掐出道道月牙形的印子。他会回去，等他把那些账算清了，等他把那些名字划掉了，等他把李南夏绳之以法了。他让乡亲们等着他。
而同时，李南夏坐在集团大楼的办公室里，面前摊着几张报纸，报纸上的黑体字标题刺眼。
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灰缸塞满了烟头。林峰的腿断了，马德胜判了十年，赵国良被抓了，孙德才跪在废墟上了。
那些名字一个一个被划掉，像催命符。他的名还空着，等着被划，等着那根铁管落下来。他等不了了，必须反击。
他拿起电话，拨通了省城一家媒体的号码。电话那头响了很久才接通，声音带着几分警惕。“李总，有什么事？”李南夏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声音压得很低。“周记者，有个大新闻，你报不报？”
周记者以前替李南夏写过不少软文，把飞皇集团吹成良心企业，把他吹成慈善企业家。那是以前，现在他不敢了。
李南夏知道他不敢，可他顾不了那么多了，他必须把水搅浑，必须把王建军拖下水。
“王建军，一个现役团长，带着兵私自扣押人，殴打他人，把人的腿打断了。这不是新闻？你们媒体不报？”
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久。周记者说这案子省里已经介入了，他不敢报。李南夏的声音冷了下来，问他是不是不敢还是不想。周记者说是不敢。李南夏挂了电话，手指在桌面上敲着，一下，两下，三下。
他又拨了几个号码，不是拒接就是推脱。那些人以前像苍蝇一样围着他转，赶都赶不走。现在他主动打电话过去，他们却像躲瘟神一样躲着他。
墙倒众人推，鼓破万人捶。那些笑脸、那些奉承、那些拍着胸脯说“李总你放心，有事找我”的人，全不见了。
李南夏把电话摔在桌上，站起来走到窗前。外面灰蒙蒙的天压得很低，压得人喘不过气。他攥着拳头，指甲掐进掌心里，掐出道道月牙形的印子。
那些媒体不敢报，他就找能报的人。他拿起电话拨通了省政府信访办的号码。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他把王建军的事添油加醋说了一遍，说他私自扣押人，殴打他人，滥用职权。
对方问他是谁。他说他是飞皇集团董事长李南夏。对方沉默了一下，说会记录在案，请他等候通知。电话挂断了。
李南夏握着话筒听着嘟嘟嘟的忙音。等候通知，又是等候通知。他等不了了，再等下去那根铁管就要落到他头上了。他必须让王建军得到法律的严惩，必须让那身军装保不住他，必须让他滚回部队去。
他坐下来盯着那部电话。电话没有响，安安静静。信访办没有回音，媒体不敢报，以前那些称兄道弟的人全躲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