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运用影响力，促使国务院在对华政策上采取更积极、明确的立场，支持国联派遣公正的调查团，并在调查结果公布后，考虑对倭寇实施某种形式的制裁，例如限制战略物资（石油、废钢铁）出口。”
“三、在舆论上给予华夏更多同情与支持，揭露倭寇宣传的虚伪。我方愿提供一切必要的资料与协助。”
“最后，”陈光甫压低声音，但语气更加坚定，“为表示诚意，也为未来可能的合作，我基金会及背后的华夏爱国商人，愿意在美国市场发行一笔特殊的‘华夏抗战债券’，所筹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药品、医疗器械、通讯设备等非军事但至关重要的物资，支援前线。这既是商业行为，也是人道援助，更能增进两国民间的理解与友谊。不知各位意下如何？”
金钱、道义、战略利益，被巧妙地捆绑在一起。在座的美国人士交换着眼神。他们或许对直接军事介入心存疑虑，但对倭寇扩张的担忧、对商业利益的考量，以及在舆论和道义上占据制高点的需要，使得陈光甫的提议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尤其是那笔潜在的债券发行，背后意味着可观的金融佣金与商业机会。
“陈先生，您的意见我们会认真考虑，并向有关方面转达。”参议员助理谨慎地表示。海军官员则对倭寇海军动向的情报交换表现出兴趣。金融顾问则开始询问债券的具体设想。
一场旨在影响美国政策与舆论的游说攻势，就此拉开序幕。帝国进步基金会的活动，虽然隐秘，但其产生的涟漪，正悄然扩散。
与此同时，另一封来自奉天的密电，经复杂的中转，抵达了欧洲东南部的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呈送到了一位特殊人物的案头——罗马尼亚前外交部长、着名国际法专家、与法国政界（尤其是法国陆军与殖民部）关系密切的尼古拉·蒂图列斯库。
电文以李幼邻个人名义发出，用词恭敬而恳切：
“尊敬的蒂图列斯库博士阁下：
惊闻阁下在国际法学界之崇高声望与对正义和平之不懈追求，晚辈李幼邻，作为华夏一名普通军人，于远东烽火中间隔万里，冒昧致电，实因情势危急，关乎公理存亡。
倭寇无端侵略我华夏，占我青岛，今又犯我上海，屠戮无辜，炸毁文教，其行径之暴虐，已远超人类文明底线。我华夏军民，为保家卫国，正浴血奋战。然倭寇倚仗其暂时之武力，颠倒黑白，混淆视听于国际。
阁下素以坚持《国际联盟盟约》与《非战公约》原则而闻名，乃欧洲正义之喉舌。今国联将派调查团赴华，此实为揭露真相、扞卫公理之关键。然虑及列强中或有受倭寇蒙蔽或羁于私利者，调查能否绝对公正，吾辈深以为忧。
法兰西共和国，作为欧陆大国、国联常任理事，其态度举足轻重。阁下与法国各界，尤其军界宿耆，交往深厚，威望素着。晚辈斗胆，恳请阁下能于恰当场合，以阁下之影响力与真知灼见，向法国友人阐明远东局势之真相与利害。倭寇之野心，绝不止于华夏，若其得逞，必挑战现行国际秩序，欧亚之和平均势，恐将不存。支持华夏抗战，即是扞卫以《凡尔赛和约》与《国联盟约》为基础之战后和平体系。
若蒙阁下不弃，施以援手，则非独我华夏军民之幸，实为世界公理与长久和平之福。他日若得机缘，晚辈必当面谢。
谨祝安康。
华夏军人 李幼邻 谨启”
这封电报，没有直接的金钱交易，甚至没有具体的请求，而是巧妙地从国际法、战后秩序、欧亚均势的高度，将华夏的抗战与欧洲的根本利益联系起来。它恭维了蒂图列斯库的声望与原则，激发其作为国际法专家的责任感，同时暗示其在法国的人脉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对于蒂图列斯库这样一位有理想、有影响力、且对法国保持友好的政治家来说，这样的请求，往往比直接的贿赂更有效。
蒂图列斯库是否会采纳李幼邻的建议，向其法国友人进言，尚未可知。但这封电报，无疑是一次精心设计的外交试探与舆论铺垫，它将华夏的声音，通过一条非传统的渠道，传递到了欧洲政治圈的内部。
当魔都前线的倭寇在华夏军队总攻下苦苦支撑，当华盛顿与布加勒斯特的暗流开始涌动时，东京的气氛，同样降到了冰点。
首相斋藤实、外相内田康哉、陆相荒木贞夫、海相冈田启介及参谋本部、军令部首脑，再次召开紧急五相会议。但此次会议，已无五月中旬那种狂妄的进攻气息，取而代之的是焦躁、沮丧与严重的分歧。
“魔都战报诸君都看到了。”斋藤实声音沙哑，“白川大将发来急电，支那军发动全线猛攻，我军在吴淞、杨树浦阵地接连失守，伤亡惨重，弹药补给困难。海军报告，支那空军活动猖獗，江上舰艇损失增加，继续大规模靠前支援，风险极大。而国联调查团即将成行，英美舆论对我愈发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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