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堂里的暖光像一层薄薄的膜裹住了四张桌子、五个人和一碗开始结膜的凉粥。
林涵坐在靠窗的位置,把从保险柜里拿出来的东西一样一样摆到桌上。牛皮纸信封里的调查报告摊开了三页,A4纸面泛黄脆硬,折痕处的纸纤维已经断裂成了一条条细小的白线。最上面那页抬头印着“三和电子厂2016年度事故调查报告(机密)”,落款处盖着红色的单位公章,日期是2016年9月23日。
“阿芳,工号404,2016年6月14日凌晨2时47分自三和电子厂宿舍楼四楼坠亡。经现场勘查及法医鉴定,排除他杀可能,定性为自杀。坠楼原因为情感纠纷导致的心理压力累积,与厂方无关。”
林涵用手指点着那段文字读完了。旁边的老陈凑过来看了一眼,鼻子里发出一声极轻的冷笑。
“排除他杀可能。”老陈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坠楼之前她连续上了二十天夜班,一天没歇过。法医鉴定说她体重从四十八公斤掉到了三十七公斤,瘦脱了相。一个三十七公斤的人在凌晨两点四十七分爬上宿舍楼的天台跳下去,中间没有目击者,没有监控,没有遗书。情感纠纷。”
“调查报告是马厂长做的。”林涵翻到第二页。第二页是厂方内部处理意见,列出了给家属的抚恤金金额——三万块,分两期支付,第一期签完协议后支付,第二期待家属出具“不再追究责任”的书面承诺后支付。处理意见最后一句话是“建议对涉及本次事件的相关宿舍楼进行修缮,去除可能引发类似事件的视觉刺激因素”。
“去除视觉刺激因素。”大刘靠在椅背上,脚底的伤口裹着红姐用工服袖子撕成的布条,“说人话就是刷墙。把阿芳住过的404室重新装修一遍,把她的东西全扔了,让后来的工人看不出来那间屋死过人。”
“但鬼留下了。”小美抱着膝盖缩在椅子上,“她没走。”
“她走不了。”林涵把调查报告收起来放回信封,“押金单被撕成了两半,一半在床板底下,一半在财务处保险柜里。如果押金单是某种锚点,她就被钉在404了。枕头底下那把钥匙也是锚点之一,所以阿芳死守着那间屋子。”
他又拿出那张拍立得照片。照片里的阿芳站在四楼走廊里,阳光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照进来,在她脸上打出一片暖融融的光斑。她的笑容里带着那个年纪的女孩特有的腼腆和生涩,左边的虎牙在光线下亮晶晶的。她左手比了个耶,右手的工牌被举到胸前,404三个数字在照片里清晰可辨。
“这张照片在她身上?”红姐问。
“保险柜里。财务处那个女人把这张照片和调查报告放在一起。”林涵把照片翻过来。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字迹和之前几张小纸条上的潦草完全不一样——这笔字工整、方正,像是一笔一划认真写上去的。
“阿芳,2016年5月13日。她说今晚是最后一个夜班了,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了。”
林涵看着这行字,喉咙里泛起一股说不清的酸涩。最后一句“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了”,是她自己说的,还是替她写这个的人写的?5月13日,距离她坠楼还有整整一个月。她那时候还不知道自己会在一个月后的凌晨站上宿舍楼的天台。
“行了。”林涵把照片收起来,“这些信息告诉我们几件事:第一,阿芳的死确实和工厂的压榨有关系,二十天夜班不休息,她的身体和心理都到了极限。第二,404室是她生前的居所,也是她死后的锚点,她出不了那间屋子太远——夜班出现在车间里是因为车间和宿舍楼之间有地下管道或者连廊相通。第三……”
他顿了一下。
“第三,那张提示纸条说搅拌机里有第二件鬼物。那个玩家是2019年进来的,他在404的床板底下藏了信息,说明他也活着从404出来了。但他后来死了,死之前把纸条塞进了床板底下的密封袋里。他去过搅拌机,可能拿到了工牌,也可能没拿到。”
“那我们要不要拿?”大刘问。
林涵没有立刻回答。他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下午六点二十三分。外面的天已经彻底黑透了,食堂的玻璃窗上结了一层薄薄的雾气,把路灯的光晕成了模糊的一团一团橘黄色。
“通勤车十点到南门,停留五分钟。”林涵开口,“如果我们现在什么都不做,就坐在这里等到十点然后走出去坐车,理论上是可行的。但阿芳不会让我们顺顺当当坐到那辆车里。她会想尽办法把我们分开、引诱我们犯错误、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一个一个吃掉。”
“所以需要第二件鬼物。”大刘说。
“需要。”林涵点头,“多一件鬼物,多一次犯错的机会。”
他站起来,把那枚从保险柜里拿出来的工牌——617号——拍在桌面上。“这枚工牌告诉你搅拌机投料口盖板内侧有东西。但那张2019年的纸条提示说搅拌机断电之后有七秒的间隙。两个信息对得上,说明搅拌机里确实有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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