钥匙从老鼠嘴里滑了出来。他能感觉到钥匙从老鼠牙齿之间拔出来时的那种微弱的摩擦力，像从梳子的齿缝里抽出一根绳子。
钥匙完全离开老鼠嘴的那一瞬间，他听到了一个声音——“咔嗒”——像是老鼠的嘴合上了。
他睁开眼。
钥匙在他手里，铜的，圆头的，带着一层黏糊糊的唾液。那只大老鼠还躺在角落里，眼睛闭着，嘴巴闭着，和普通的死老鼠没有任何区别。好像刚才说话的不是它。
但王胖子的手背上多了三道血痕。
不是钥匙划的，钥匙是圆头的，没有棱角。那三道血痕像是被指甲抓出来的，三道平行的红线，从手背一直延伸到手腕，正在往外渗血。
他什么时候被抓的？他没感觉到。只记得拽钥匙的时候闭了眼睛。
王胖子顾不上疼，把钥匙往口袋里一塞，转身就往外走。经过操作台的时候，他的余光扫到洗碗槽里那层发黑的水——水面上的死苍蝇不见了，水里有什么东西在动。
他没看。他不敢看。他低着头快步走出厨房，推开门，穿过餐车。餐车里那个每隔五秒抬一次杯子的男人终于改变了动作——他放下杯子，转头看向王胖子，嘴角的弧度从一个标准微笑变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弯。
王胖子与他对视了零点几秒，猛地移开目光，差点没撞到餐车的门框上。
他一路小跑回到9车厢，气喘吁吁地出现在四人面前，一把将钥匙拍在小桌板上。
“拿到了。”他说。
然后举起自己的右手，手背上的三道血痕在灯光下格外刺眼，“代价是这个。”
花姐看了一眼他的伤，又看了一眼钥匙，一把抓过王胖子的手，翻过来覆过去地看。“像是被指甲抓的。你不疼？”
“现在疼了。”王胖子的声音在发抖，“刚才不疼，一点儿都不疼。”人在极度紧张的时候会屏蔽疼痛信号，等肾上腺素退下去，疼痛才会像潮水一样涌回来。
刘静怡从护士服口袋里掏出一小卷纱布和一瓶碘伏——她上车的时候随身带的，急诊科护士的职业习惯。她拧开碘伏的盖子，用纱布蘸了蘸，给王胖子擦伤口。碘伏碰到伤口的那一刻，王胖子“嘶”了一声，整张脸的肉都挤在了一起。
“忍着。”刘静怡说。
“我没哭就不错了。”王胖子咬着牙。
林涵拿起那把铜钥匙，对着灯光看了看。钥匙上沾着一层黄褐色的东西，分不清是锈还是别的什么。他用纸巾擦了几下，露出下面的铜本色。钥匙的圆头上刻着两个数字：77。
1977年。
春申号出事的那一年。
“我再去一趟列车员室，”林涵站起来，“周乾跟我去。花姐和刘静怡照顾王胖子，顺便观察有没有异常。”
“我也想去看看。”王胖子举手。
“你手伤了，留在这里。”林涵的语气不容置疑。
王胖子想反驳，但看了一眼自己手背上包好的纱布，又把嘴闭上了。他知道林涵说的是对的。他现在这个样子，跟着去只会拖后腿。
林涵和周乾穿过9车厢的连接处，来到列车员室门口。门还和之前一样关着，但他记得周乾之前把插销拨开了，门应该没锁。他推了一下，门开了。
和几个小时前相比，列车员室里的东西似乎多了一样——折叠桌上那本翻开的台账，之前上面只有值班日志，现在多了一张折叠的纸条。林涵走过去，拿起纸条，展开。
纸条上只有一句话，字迹和上次在日记里看到的一样：
“钥匙是开门的，门是开往终点的。但别在第七时刻开门。”
没有署名，没有日期。
林涵把纸条夹进笔记本，走到铁皮柜子前——上次花姐打开过，后来他们离开的时候没有锁。柜子里面，那件叠好的列车员制服还在，日记还在，但怀表没了。怀表被花姐带走了，现在揣在她的牛仔外套口袋里。
他从口袋里掏出铜钥匙，插进柜子最底层的一个锁孔。那个锁孔之前被一块胶布贴着，他没有注意到。钥匙插进去，转了半圈，“咔哒”一声，柜子底层打开了。
里面是一个暗格。
暗格里放着一个信封。信封上写着四个字：“车长日志”。
林涵拿起信封，拆开，抽出里面厚厚一叠泛黄的纸。第一页的抬头写着：“春申号列车长日志·卢国栋”。日期从1977年1月7日开始，到1977年7月7日结束。最后一天的日志只有一句话：
“今天第七次运行，第七节车厢，第七时刻，第七个人。它醒了。”
林涵把日志收好。
“找到旧时刻表了吗？”周乾问。
“没有。日志不是时刻表。时刻表应该在列车长室里，不在列车员室。”
“那我们去列车长室。”
林涵看了一眼手表，早晨六点四十三分。列车的“白天”才刚刚开始，他们还有很多时间。他点了点头，把那叠日志装进口袋，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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