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弟活得真跟狗一样。
全家出国旅游，把他一个人留在家里，只留了三天份的狗粮和两箱矿泉水。
邻居看不过去报了警，警察破门而入时，他正趴在地板上，用舌头舔碗里的水。
“你们家人呢？”警察问。
“出去玩了，”他抬起头，目光茫然，“我是他们家养的狗。”
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写出这样的文字。可当邻居阿姨带着警察破门而入的那一刻，我正趴在地板上，舌头还沾着碗沿残留的水珠。阳光从阳台斜射进来，在地砖上拉出一道明晃晃的光带，灰尘在其中旋转舞蹈。
我弟弟，或者说我们家养的那条边境牧羊犬，去年冬天走了。他叫陈屿，跟我同岁，是我爸妈亲生的儿子，我的双胞胎弟弟。
此刻趴在地板上的，是我自己。
警察蹲下来，手电筒的光晃得我睁不开眼。他大概二十五六岁，制服笔挺，眉宇间有种刚入职场的认真劲儿。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陈洋。他问我家人在哪，我说去北欧了，看极光。他沉默了几秒，又问地上这些狗粮是怎么回事。
我坐起来，后背靠着冰凉的墙壁。客厅很安静，只有冰箱运转的嗡嗡声和墙上的钟在走。我看着那袋撕开的狗粮，膨化的小颗粒撒了一地，有些被我的口水泡软了，黏在瓷砖缝隙里。
“他们走的时候说，”我的声音有点哑，“让我照顾好自己。”
警察没再追问。他环顾四周，看见了茶几上那盆快枯死的绿萝，看见了沙发背上搭着的没叠好的校服，看见了墙角堆着的落满灰的哑铃。最后他的目光落在电视柜上，那里摆着一张全家福，照片里我们四个都笑着，阳光很好。
他站起来，走到厨房，打开冰箱。里面空空荡荡，只有两箱矿泉水整整齐齐码在保鲜层。冷冻室里什么都没有，连根冰棍都没留下。
“你多大了？”他回头问我。
“十六。”
“学校呢？不用上课？”
“放暑假了。”我说。其实已经放假二十三天了，他们走的那天是七月三号，今天七月二十六号。我记得很清楚，因为七月三号也是陈屿的生日。我们同一天出生，但去年他没能等到这一天。
警察掏出手机，走到阳台上打电话。隔着玻璃门，我看见他的嘴唇在动，眉头皱着。阳光把他半边脸照得发亮，另半边陷在阴影里。邻居阿姨还站在门口，手里攥着钥匙，一脸不安地往里张望。她穿着碎花睡裙，头发用发卡随意别着，像是刚从午睡中惊醒。
我听见警察在说“未成年”“独居”“疑似被遗弃”这些词。每个词都像一粒狗粮，硬邦邦的，卡在喉咙里咽不下去。
去年冬天特别冷。陈屿走的那天，雪下得很大。他从医院回来后就一直趴在自己窝里，不叫，也不动，只是偶尔抬眼看我一下。他的眼睛是那种浅褐色，像琥珀，里面总是汪着一层水光。那天傍晚，他用最后的力气把头搁在我膝盖上，呼出的气又热又湿，透过牛仔裤的布料渗进来。
我妈在厨房剁饺子馅，菜刀落在砧板上的声音咚咚咚的。我爸在书房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能听出是在说工作上的事。没有人注意到陈屿的呼吸越来越轻，轻得像雪花落在窗台上。
是我先发现的。我低头看他时，他瞳孔里的光正在一点点散开，像墨水滴进清水里。我喊了一声“妈”，声音大得把自己都吓了一跳。菜刀声停了，拖鞋啪嗒啪嗒跑过来，然后是我妈的尖叫，我爸从书房冲出来时还戴着眼镜。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把陈屿埋在了小区后面的小山坡上。土冻得很硬，我爸一锹一锹地挖，呼出的白气在路灯下像一团团雾。我妈一直在哭，眼泪在脸上结了冰碴子。我站在旁边，手插在口袋里，感觉不到冷，也感觉不到别的什么。
那之后，家里就变得不一样了。
我爸开始频繁地出差，有时候半个月都见不到人。我妈报了个摄影班，周末总是背着相机出门，拍花拍草拍云拍晚霞，拍所有不需要有生命的东西。冰箱里的菜越来越少，外卖盒子越堆越高。有天晚上我起来喝水，听见我妈在房间里哭，那种压抑的、闷在枕头里的哭声，像陈屿以前做噩梦时的呜咽。
然后他们策划了这次旅行。北欧，极光，十七天。临走前一天晚上，我爸把我叫到书房，给了我一张银行卡，说密码是咱家车牌号。我妈在收拾行李，我听见拉链来来回回的声音，还有她哼歌，是那首《起风了》。
“小洋，”我爸说，目光躲闪着，“你在家好好的，按时吃饭。”
“嗯。”
“有事给我们发微信。”
“嗯。”
他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手掌很热，但很快就拿开了。我走出书房时，在走廊上碰见我妈，她抱着一个纸箱，里面是陈屿剩下的狗粮、牵引绳、还有他最喜欢的那个蓝色飞盘。
“这些……”她欲言又止。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