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马，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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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很远，朱橞忽然问：
“李景隆，你说徐增寿……他是真想开城，还是被冤枉的？”
我看着前方。
“不知道。”我说。
他等着下文。
我顿了顿。
“可这已经不重要了。”我说，“他死了，死在陛下剑下。这比开成城门更有用。”
朱橞沉默。
我继续说：
“殿下，您记住：今夜之后，徐家三爷就是靖难功臣。他会配享太庙，会被写入史册，会千秋万代被人记住。”
“而我们……”
我轻轻笑了一下。
“我们只是开城的人。”
朱橞看着我。
那目光里有复杂的情绪。
“李景隆，”他说，“你不怕吗？”
我想了想。
“怕。”我说，“可再怎么怕，这城也得开。”
“为什么？”
我看着前方渐渐清晰的金川门。
“因为不开，”我说，“会死更多人。”
他没有再问。
我们并辔而行。
马蹄声橐橐，敲在黎明前的街道上。
天边，青白的光越来越亮。
新的一天，就要开始了。
我忽然想起袖中那封信。
“臣不负先帝托付，亦不负燕王情谊。惟负己心，青史骂名，自当之。”
如今多了一行可以加的：
“徐增寿先吾而死，吾幸免于御前之刃。然城门终须一开，骂名终须一背。吾与谷王，共赴此门。”
我轻轻按了按那封信。
然后策马，继续前行。
金川门，就在前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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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
永乐二十二年，诏狱。
我坐在囚室里，望着铁窗外那一小方天空。
二十多年了。
从建文四年到永乐十九年，从金川门到这座囚室，从三十三岁到五十一岁。
我常常想起那个夜晚。
六月十三，子时三刻，朱雀街的岔口。
如果我策马快一些，如果我抢先到了金川门，如果那些文官堵住的是我……
那么被押往奉天殿的，就是我。
那么死在陛下剑下的，就是我。
那么徐增寿就不会死。
那么徐家就不会多一个公爵。
那么我——
我望着窗外那一小方灰蒙蒙的天，轻轻笑了一下。
曹国公的爵位，能保住吗？
父亲传下来的爵位，能传给我儿子吗？
我没有儿子。
可若有，他能袭爵吗？
我想了很久。
想不出答案。
也许能。也许不能。
四哥那个人，我太了解了。他记恩，也记仇。他念旧情，也翻旧账。
我若死在陛下剑下，他会怎么待我？
会追封吗？
会厚葬吗？
会让我的儿子袭爵吗？
也许不会。
也许会的。
可这些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婉儿。
婉儿一定会死。
而且会早死几年。
她不能失去我。
我就是她的命。
从洪武二十六年那个秋天起，她就是我的命了。
那年她十二岁，扶着老嬷嬷的手下车，站在曹国公府门前，眼里有惶恐，有感激，还有一丝劫后余生的庆幸。她对我说：“罪臣之女林氏，谢国公爷活命之恩。”
我说：“往后你叫婉儿，府里没人会问你从前的事。”
那是十七岁的我，做的第一个决定。
不是奉父亲遗命。
不是承太祖恩旨。
是我自己想救，就救了。
从那以后，她就跟着我。
跟着我从二十五岁到三十三岁，从曹国公府到北平城外，从德州大营到济南城下，从灵璧密信到金川门。
她看着我围城、放水、送粮、让路。
她看着我演戏、写密信、骗监军、负天下人。
她什么都懂。
可她什么都不说。
只是在我最累的时候，端一碗热粥，握一握我的手。
她是我的命。
我也是她的命。
我若死在陛下剑下，她活不成。
她会随我而去。
就像那年她说的：“婉儿陪您。”
她不是说着玩的。
她是真的会。
她会在我死后，找个没人的地方，静静地结束自己。
然后那株梅，就再也没人等了。
我若活着，哪怕被囚二十年、三十年，她也会等。
她会每天站在西苑的梅树下，望着书房的方向。
她会每天给我写信，哪怕我知道她写了，我收不到。
她会每天折一枝梅，插在我书房的瓶里，等我回来。
她等我回来，等了二十年。
从建文四年到永乐十九年，从二十四岁到四十四岁。
她等我。
等我这个怕死的人，一直活着。
我一直活着。
因为我怕死。
我怕死，所以我开城门。
我怕死，所以我送密信。
我怕死，所以我让粮让城让桥让路。
我怕死，所以我让瞿能去死，让平安被俘，让无数人替我挡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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