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涵扫视整个放映厅，没有找到他。长椅上是空的，只有一张纸条，放在眼镜躺过的位置，纸条上写着一行字，字迹工整，像印刷体：
404的门开着。我进去了。
“什么时候的事？”林涵问。
“你进去之后。”苏琴的声音很平，平到像在念课文，“银幕碎了，眼镜突然坐起来，睁开了眼睛。他的眼睛不是白色的了——是正常的，棕色的，和你我一样。他看着我说了一句‘谢谢’，然后站起来，走出放映厅。我追出去，他已经走到三楼了。他走进那条窄通道，404的门开着，他走了进去，门关上了。”
“你没拦他？”
“我拦了。”苏琴举起左手，手背上有一道伤口，还在流血，伤口很深，能看到白色的肌腱，“他推了我一下。力气很大，不像他。”
林涵走到长椅边，拿起那张纸条。纸条的背面还有一行字，字迹更小，需要凑近了才能看清：
我是47号。不是48号。我终于知道了。
47号。眼镜填补了47号的空位。病人编号47，老孙头的位置。眼镜死了，但他不是死了，是变成了47号病人。他的身体走进了404，他的灵魂会成为墙上一张新的照片，带着那种微笑，永远地微笑。
走廊尽头，数字又变了。
不是40，不是30，不是20。是0。
数字归零了。
林涵盯着那个“0”看了三秒，然后转身面对所有人。
“公交车什么时候到？”他问。
赵猛看了一眼手机：“十一点。现在——十点四十。”
二十分钟。
“走。”林涵说，“去一楼大厅，等车。”
“卷毛怎么办？”阿杰抱着卷毛，卷毛的身体已经不抽了，但整个人软得像一摊泥，头歪在阿杰的肩膀上，嘴巴大张，眼睛半闭，呼吸若有若无。
“带上他。”
七个人——不，六个人。眼镜不在了，陈姐不在了，但卷毛还在，阿杰还在，赵猛还在，苏琴还在，林涵还在。六个人走出放映厅。走廊里的灯全部亮着，不是日光灯，是白炽灯，温暖的、发黄的光，像八十年代的老房子。墙上那些黑色手印全部消失了，墙壁干净得像新刷的，连水渍都没有。
四楼楼梯间。防火门开着，门上的手印消失了，门把手上的锈迹也消失了，整个楼梯间像被重新装修过一样，干净得不像话。台阶上的骨灰不见了，水渍不见了，搪瓷水杯不见了，只有干净的水磨石台阶，和墙上那个写“停尸”的铜牌。
铜牌上的字变了。不再是“停尸”，是“出口”。
林涵在铜牌前停了一下，盯着那两个字看了两秒，然后继续往下走。三楼走廊。红色的壁灯灭了，白色的日光灯亮着，灯管是新的，亮得刺眼。窄通道尽头的404门关着，门板上贴着一张纸，纸上写着：
已搬离。请勿入内。
二楼走廊。护士站的柜台上，那台老式电话的听筒被放回了原位，忙音停止了。文件柜的抽屉全部关着，每个抽屉上都贴着一张标签，标签上写着年份——1984、1985、1986、1987。1987的抽屉半开着，里面伸出一只手，一只护士的手，手指修长，指甲剪得很短。手是灰色的，像石膏，一动不动。
林涵没有靠近。他走过二楼，走到一楼。
一楼大厅。黑板上的血字全部消失了，墙面是干净的，灰白色的，连一个墨点都没有。值班表还挂在墙上，但上面的名字被涂掉了，只剩下一个名字：周秀英。周护士长的名字。名字下面写着一行字：夜班查房，请配合。
大厅的窗户外面，后院的天是黑的。不是夜晚的黑，是那种浓稠的、像墨汁一样的黑，黑到连焚烧炉的烟囱都看不见。但黑暗中有一点光，不是焚烧炉的光，是车灯的光。两道白色的光柱，从远处射来，穿透黑暗，落在一楼大厅的墙上。
44路公交车。
它早到了。
林涵看了一眼手表。十点四十七分。早到了十三分钟。规则第十条说23:00准时停靠，没有说不能早到。但早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车在等他们，还是意味着规则在失效，或者意味着时间本身已经不重要了？
“走。”林涵推开后门。
后院。焚烧炉还在，但炉门关着，烟囱不冒烟，炉体是冰冷的，摸上去像摸一块石头。炉门前的地面上，那个画着数字的圆环还在，但数字被擦掉了，只剩下一个空空的圆圈，圆圈的中央放着一束白菊花——和放映厅里那束一模一样。
公交车停在医院大门口。车头朝向道路的尽头，车灯亮着，发动机在运转，排气管里冒出白色的蒸汽。车门开着，车厢里的灯亮着，能看到蓝色的塑料座椅和黄色的扶手。驾驶座上是空的，没有人。不，有一个人。一个人坐在驾驶座后面的第一个座位上，面朝车门，面带微笑。
陈主任。
他换了一身衣服。深灰色的西装，白衬衫，领带系得一丝不苟。左手戴着手套，右手垂在身侧。他的脸是干净的，没有血迹，没有伤痕，皮肤是正常的肉色，眼睛是正常的棕色。他看起来像一个正常人，一个体面的、得体的中年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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